略论精神损害赔偿摘要：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的范畴。民事主体在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同时，也当然应当享有由此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权利。现代法律除了强调对民事主体物质利益的维护之外，也应当同时注意到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这是社会发展和法律进步的必然结果。关键词：损害赔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现代法律除了强调对人身损害的保护和赔偿以外，越来越关注当受害人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时所给予的保护和赔偿。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
法院的
司法解释对此都做出了规定。一、精神损害的概念（一）.精神损害是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之一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的范畴。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利益，而对人身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面予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残疾、形容损毁、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患神经性疾病等。死亡可能使死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社会评价的降低也可能使受害人产生精神损害。（二）、遭受精神损害后受害人的自身感觉和外在表现精神损害常常表现为受害人反常的精神状况，如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自身感觉为哀伤、懊恼、悔恨、羞愧、愤怒、胆怯、自卑等。在外在表现方面，受害人会出现异常的精神状况，如失眠、消沉、冷漠、易怒、狂躁、迟钝等，严重的会出现精神病学上的临床症状，这样的反常状况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不利的，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不愿意发生和不愿意接受的。（三）、精神损害在民法上的特定含义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产生反常的精神状况，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任何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精神损害都予以救济，而只是对特定条件下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精神损害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而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谈论的一般的精神方面的不快。法律对精神损害的界定通常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1）与他人侵权行为的关系；（2）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3）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侵权行为的其他制度和民事责任方式的协调。（四）、精神损害的主体限于自然人精神现象为自然人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自然人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法人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予以救济。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法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维护其精神利益。二、对侵害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的行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我国的《民法通则》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肯定了对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的保护手段，从而确定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采用的是非财产的侵害，于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以金钱赔偿之的立法体例，所以必须严格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只对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的行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侵害其他人身权如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则不得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首先，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与健康是生存的第一要素，因此，生命健康权成了法律赋予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不仅民事法律，而且刑事法律以及其他的部门法律都切实保障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但是，如果这种保护仅停留在生理层面上，则是不完整的，因为人的生命、健康既包括身体的存在与身体的健康，也包括精神的存在与精神的健康，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因此，行为侵害了人的身体，也就不同程度地侵害了人的精神。现实生活中，侵害公民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不仅会给受害人带来肉体痛苦，而且给受害人或其亲属带来精神痛苦，有的甚至是严重的精神损害，特别是那些影响到一个人外观的人身伤害以及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案件，其精神损害的程度远远超过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受到的损害。因此，法律不仅应该强制加害人承担实际的费用，还应该给予受害人以一定的精神抚慰，否则有违公平原则的民事法律的立法宗旨。另一方面，人格权作为人的生命健康权这一基本权利的延伸与体现，其目的也是为了保障生命个体的生存，从本质上来讲，两者具有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是同一内容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在这两种权利中，人的生命健康权是根本，是核心，人格权是其逻辑的发展与扩充，如果仅仅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认为侵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就会出现最基本的权利不能用金钱来赔偿而其延伸与体现的人格权却可以的怪异现象。其次，从立法方面来看，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侵害人格行为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按照精神损害的定义，一般将精神损害分为生理、心理（或感觉、感情）的痛苦造成的损害和精神利益的损害。对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条是对涉及精神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格权所做的规定，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民法通则》否定对肉体、精神痛苦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事实，而其实《民法通则》对此也并未作任何限制性规定，相反，《民法通则》的立法意图在于更全面充分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法条表明对权利主体因受到侵害而在财产权和人身权方面产生的一切损害，无论是财产损害还是非财产损害，加害人均必须承担赔偿的责任，而且这里的民事责任并不限于财产赔偿的方式，还包括《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其他非财产方式的民事责任。这种关于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效果等内容以及立法技术均符合现代民法有利于权利主体的权利保护的发展方向。而且，从《民法通则》的整体来看，对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其他人身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给受害人或其亲属造成的肉体或精神痛苦的损害请求赔偿权应包括在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之内。从赔偿的项目来看，《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员的生活费，其他必要的费用等。该条虽然没有规定：应当赔偿财产以外的损害，也没有在赔偿项目中规定抚慰金，但它并不是限定性规定，从其不完全列举方式中，也推断不出该法条有排除对因侵害公民人身权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意图。有学者认为，该条中的等费用理应包括非财产损害的赔偿金在内，正如可以从第一百二十条赔偿损失推断出对侵害人格权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失一样。此外，《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损害国家、集体的财产或他人财产的，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笔者认为，该条的立法本意在其他重大损失中涵盖了对精神损失的赔偿。至于法律为什么不明确规定对侵犯生命健康权等其他人身权利适用精神损害，是因为从立法学上来讲，非财产损害由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直观性和衡量标准的主观性，其设立和实施适合于采用法律作原则性规定由司法实务通过实践积累加以确立的方式。那种否认侵害生命权等人身权利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其实是一叶障目的。再次，审判实践的突破。尽管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实破，使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如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5月1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明确规定了对伤残者和死亡者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即安抚费，并限定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最高金额为每人80万元人民币，这是我国最早确认人身损害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司法文件，表明了我国的民事法律与国际接轨的态势。各地法院几年来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人身损害案件，为司法实践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也为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奠定了基础。三、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不足及对策精神损害赔偿是法律基于对自然人、法人的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采取的一种法律救济手段，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遭受侵害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侵害。除此之外，公民、法人的其他人身权遭受侵害，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身权却不限于此，还包括生命健康权、婚姻自主权、男女平等权，还有有关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的人身合法权益等。这些人身权与前述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一样，是人身的基本权利，只有这些权利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地保护人身权。在现实生活中，还遇到贞操权、隐私权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40条规定将侵害隐私权列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是仅作这些规定对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正是由于《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限制性规定，使实践中许多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公民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因此，首先应将《民法通则》中只规定对四权的保护扩大到对所有人身权的保护。对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侵权行为，如侵害隐私权、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贞操权，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单独列出，给予特定保护，并可以原则性地概括对一般人身权的侵害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人会担心扩大这一范围会导致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并会引起滥诉。其实，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是否会产生人格权商品化的消极影响，取决于的它的适用是否慎重，而扩大适用范围，只是为了更加充分的保护人身权，两者并不矛盾。其次，还应将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提高到立法的层次上。对于死者人格权的保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保护死者名誉权、确认死者家属和近亲属享有诉讼权的司法解释，但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权威性、公开性较之法律都有许多不足，所以应从立法上加以确认。死者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主体是与死者的人身权该不该受到保护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死亡，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就消失，也就不再享有民事权利，也无法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当公民死亡后，其人身权受到损害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利用死者的姓名行骗，利用死者肖像作商业广告，揭露死者生前隐私，毁损死者名誉的。诸如此类的行径不仅仅违背了社会善良风俗，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而且给死者的近亲属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不论是从保护死者及其近亲属利益的角度还是保护社会利益的角度，都应对死者的人身权进行保护。既然对死者的人身权必须进行保护，那么就必然要对由于侵害死者人身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一般认为，死者近亲属得请求两种精神损害赔偿，一是代死者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二是侵权行为本身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特殊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犯也应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对特殊物品的玷污毁损，物主除有权请求赔偿财产损失外，还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都是物主通过一定的方式取得的，它除具备同类物的一般特征外，还蕴含着特别的含义。如祖传家宝、结婚纪念物、手工作品等。这些物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不易恢复原状，二是抽象价值难以估量。物主保存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保存某种珍贵的精神财富，对这些物品玷污毁损实际上是破坏了物主保存的特定的精神氛围，给物主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因此物主有权请求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四、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所以往往出现了不仅是不同法院，就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在受理同类案件时，其结果都不一致。还有些性质相同、情节相似、后果亦类似的案件，其赔偿的差距也很大。而且从此类案件的审判结果来看，普遍都存在当事人请求赔偿数额与判决赔偿数额悬殊太大的问题。这些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都说明我国立法在这方面的缺陷。遇到这类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有一定的原则供遵循，并考虑相关因素，以期减少法官的自由性，做到合情合理、平等的保护被侵害者的权利。而这些原则和相关因素则应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遵循的原则和考虑的因素主要是：（一）、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1.物质赔偿与非财产赔偿并重原则。这是笔者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金钱救济的有限性与辅助性，认为只有金钱赔偿对于受害人的受到侵害的精神和心理状况之恢复正常确有必要时，才应当考虑金钱赔偿。但是对于这个必要怎样认定时，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追究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一般主要先考虑非财产责任方式，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方式，其次再根据需要考虑要不要适用财产性责任方式。但是我认为，我国的这种主用式（主要适用非财产责任方式）的原则，并不能很好的维护受害人的权益。简单地来说，法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惩罚性。如果受害人通俗地讲只是要讨个说法，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而侵害人迫于法律或舆论向被侵害人并不诚恳的赔礼道歉，其实这对于受侵害人的精神损失可以说无任何意义。而对于侵害人来说，这种假意的赔礼道歉对他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损失。而采用金钱赔偿的法律救济手段，更加突出体现了法律的惩罚性，也给侵害人以警戒。按照主用式的解释，既然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就很难用物质尺度来衡量其受损害的价值，受害人由此要求获得财产权利无法做到等价有偿，这就导致难以根据精神损害的程度来相应地、准确地确定赔偿数额的大小。所以，处理精神损害纠纷首先必须考虑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非财产责任方式，其次才考虑要不要适用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方式。其实，这一理由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在实践操作中的无依据性。2、精神损害数额应逐步提高原则。我国目前普遍存在判决赔偿数额过低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悬殊的问题。为更好地体现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解决这一问题，应对赔偿数额有所提高，而不能只是象征性的给予一点补偿。当然提高数额也是有限度、有根据的。审判人员不能一味的满足受害人的漫天要价，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实应当有所提高，并确定一个基数。在这个方面，广东省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先行一步，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起点数额是5万元人民币，应当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尝试。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这一原则赋予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由于精神损害并不象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所以，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就必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来合理的确定赔偿数额。（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审判人员在按上述原则指导操作的同时，还应着重考虑案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有法定因素也有酌定因素，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以法定因素为主，酌定因素为辅，两者互相结合，不可偏废，才能做到公平合理，否则有可能显失公平。1、法定因素（1）、侵害人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主要是指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因过失、无知或无意侵犯他人精神利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故意或恶意侵害他人精神利益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损失时要轻一些，即后一侵权人比前一侵权人应支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2）、侵权人是否获利，获利数额多少。（3）、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这主要是指侵犯精神利益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范围内实施，会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少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在朋友间或家庭中等小范围内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与在单位中或公共场所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之间；用口头散布与用大小字报、报刊杂志散布侵权言论之间，后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应比前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承担更多的数额。（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即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轻重。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作出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以示公平合理。（5）、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如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或社会后果严重，则应多赔；相反则少赔。2、酌定因素（1）、当事人主体的类别。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侵权主体，其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应多赔；知名人士或新闻传播者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一般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也应多赔。（2）、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
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3）、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也有人把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即其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笔者认为，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考虑因素，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状况条件差，就赔的少，同时，也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条件好就赔的多。另外，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相违背的。以上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和考虑因素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定义，只是作为司法实践原则性指导。为了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标准目前比较困难，但是在地区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标准却是可行的。各地区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限额。比如说，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另一个赔偿标准，从而形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在一定地区的相对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