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世时曾对我讲，他这一生赶上了改革开放，总算没有白活，老百姓不就图个生活无忧无虑吗？要不是改革开放，这一生就来得太冤了。父亲解放初期进入天津市铁路
法院，每天上班要骑几十里路的自行车，往返近4个小时。那时家里穷得连个闹表也没有，经常夜间起来到附近的豆腐房去看挂钟。一看才2点，便再睡一觉，有时看表已经4点了，便不敢再睡。后来，我爷爷给了10元钱，买了个金鸡闹钟，父亲这才睡上安稳觉。这个闹钟一直用到我60年代参加工作，买了电表挂在墙上，才取而代之。当时机关里待遇较低，每天上班要带中午饭。一天早晨，父亲到单位以后，发现挂在车把上的两个窝头不见了，中午吃什么？父亲着急了，没进办公室，也没打招呼，骑上车沿着上班来的路去寻找。结果窝头没找到，再回到单位已经上午10点多，当时机关工作纪律严格，没找到窝头还扣了2个小时的迟到工资。那天中午，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吃饭，父亲只好到机关外转一圈，硬没舍得花几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