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律师
培训的学习心得体会（三）——兼与其他实习律师共勉作者：广东耕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周争锋说点题外的话，前几天因为关注房地产方面信息，就临时写了两篇和房产有关的文章，“购房补贴显表面，实为商家搞推销”，“退房？是门也没有的事？”。我博客中有。再加上这几天又要找份谋生的事做，还要去面试。也就耽搁了几天。今天熬夜算是把第三部分整理出来了。也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哪个律师能要我，让我给他做个助理。（三）对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王胜俊的“三个依据”的一点认识记得在培训的时候有两位律师都提到了王胜俊提出的“三个依据”，还都认为老王不应这样讲，我周围的学员，也大都这样认为的。其实在网上刚见老王的这些话时，我也挺惊讶的，也认为人家挺没水平的，后来想想兴许人家讲的有些道理。后来再想想人家讲的何止是有些道理。现就把我的所思，所想写出来。你可以不同意我所写的观点，但你不能不让我说话，学术争鸣吗？我还是那句老话，一家之言，写的不足或不到之处，望见谅。2008年4月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来到珠海法院视察。在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会谈中，对待判不判死刑的问题，王胜俊谈到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王胜俊特别解释，“有些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还要把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作为依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此翻言论一经媒体报道，一时间法律界人士哗然，认为历史专业出身的老王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连最起码的法律知识都没有。认为法院的审判工作就只能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看老王有可能是法律没学好，可法律界人士应该是政治没学好，不懂得辩证法，只学到了法律的皮毛，没学到法律的精髓。在封建社会里，是朕即法律，也就是所谓的金科玉律了，而到了近代的民主法治社会则民意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民意的诉求和表达。法律符合民意了就执行之，不符合民意了就修改之。法律符合了民意，也就整体上符合了人民大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到了近代的民主法治社会，法律不在是单单靠几个法学家研究出来的，而是有人民大众表决出来的。象古罗马那样直接把法学家的著作当作是法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这却恰恰是我们法学界的有些法学家梦寐以求的事，他们就是想把法律变成他们的几家之言，而不考虑民众的诉求，为了法律而法律。所以人家老王一讲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不是他们的感觉，他们就哗然了，就愤怒了。为何？他们的梦想要破灭了吗。老想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想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制度的设计者，社会的领跑者，可惜啊，晚生了几百年，社会不给他们机会了。在我看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里讲的事实是所谓的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也就不是真正的事实，是那些可以用证据来证明的事实或者是双方都认可的事实，哪怕这个双方都认可的事实根本它就不存在，两者也可以被统称为“被证实的被相信为真的事实”。这里讲的法律，也不见得就那么的公正，公平，合理，其中当然也含所谓的恶法如代表部门特殊利益、代表行业特殊利益、代表地方利益的法。可什么又是客观事实呢？其实压根的就没有什么客观事实，所谓客观事实也就是我们谁也不知道的那个事实，也就只是理论上的，在我们观念中的、头脑中认为的那个事实，可它又是的的确确客观存在的。将“以事实为根据”的“事实”解读为法律事实，或者将恶法作为审判准绳，就会出现很多的弊端，就会付出一些代价，而这些又是我们不想和不愿看到的。例如我们可以利用法律规则上的漏洞，人为的制造、设计所谓的法律事实，或者是以程序正义为幌子，来逃避法律上的制裁。如刘涌案。或坚持恶法亦法，利用所谓的恶法，是本不该受法律惩罚的人，遭受法律上的惩罚（如孙志刚案）等等。特别是在南京出现的那个徐老太案，要是严格的依“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院就应当判好人彭宇赔偿，可这不符合社会公众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所以我就一直就认为在南京徐老太案中最冤枉的其实是法官，因为依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标准，依据法庭上认定的所谓“事实”，当时的法官就应该判你彭宇赔钱，还判的是有法可依，无懈可击。我们单单就法律层面来讲，判决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可我们的社会公众都反对，为什么呢？相对而言，老王的三个依据只是作为法官审理死刑案件的一个参考，只是是作为一定的政策性的考量，充其量也只是个指导意见，只能算是对上述原则的一个有益补充，毕竟还没上升为法律?人家刚出台个指导性意见就闹得不可开交。那要是我们国家也实行判例法，让法官有创设法律的权利，或者是也实行陪审团制度，把犯人有罪无罪，罪重或是罪轻让不懂法和程序的普通百姓来做决定，大家岂不认为更加的荒唐可笑。要真到那时又该如何？为什么非得把法律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冷冰冰的东西呢？既然是一成不变的，那你还天天的修来修去的干嘛。法律还不就是天天的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标准时刻在做自我调整的吗？在我们中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似乎永远比不上人们对实质正义的渴望。这就是我[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