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的理念分析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主要为陈寅恪所出，当时即曾引起争议，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事件。虽然占分数更多的作文题和仅占分数10％的“对对子”都曾遭到非议，但后者当时最为醒目，后来也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这一风波的标帜。①此后这事不时受到关注，不过藉为谈资者多，而实际研究者少；在可以算作研究的范围里，基本不甚关注以对对子考国文这一“本事”②，而更多是因陈先生的解释带出的引申讨论。这个问题未必延伸到那么远，也不那么简单，其本身还有可探讨之处。应区分以对对子考国文和具体出什么对子这两回事，后者确有戏谑成分，但前者可能带有真正深远的考虑，或许要上升到陈寅恪自己所说的“吾侪所学关天意”的高度去认识。　要知道那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举国情绪尚处动荡之中，而北伐后的国内政局也尚未达到“理顺”的程度；教育界同样不安宁，教师索薪和学生闹是那时常见的现象；学术体制和规范尚未确立，专门的学术刊物不过刚刚起步；可以说，足以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少重要事项正处发展之中，以陈寅恪一向恬淡的处事风格，在这个时候出而“标新立异”，不能没有一些严正的考虑，且恐怕未必侧重在一般研究者所关注的什么中外比较之学上面。　退而言之，不论以“对对子”考试学生一事是否有及有多少含义深远的预设，它本身也折射出非常重要的意义：晚清甚嚣尘上的中西“学战”此时已内化为中国的新旧之争，而“对对子”事件便是这广义的近代中西学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任陈寅恪助手的浦江清后来说：“在我们这一辈，把中西分别得清楚。但是，在中西合流的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他们对于原来的所谓‘中’‘西’已不复能区别，在意识里只感到古今新旧的区分。”③这一看似直观的认知揭示了中西新旧之间的深度互渗，也提示了考察“对对子”事件的一个重要视角。　1932年参加大学招生考试的正是“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在一些时人眼里，以“对对子”的方式来考核这些人是一种倒退，甚至是对“新文化”的挑战。而在陈寅恪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传统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或被以欧美的方式“改写”，而当下严重的国难更凸显出维持“国性”(nationalidentity)的必要。在中西“学战”已内化为新旧之争后，对立的双方不一定是通常所见的激进与保守，甚至不必表现为中西之间的直接对垒；在“西方分裂”的背景下，“西与西斗”的表象也可能反映着中西之争的实质。④　在那时的中国，“新文化”和“留学生”都是看似明晰其实蕴涵繁复的符号；由一个留学生来承担“挑战”新文化的角色，就有着更为曲折的寓意。要真正理解清华国文考试争议所反映的时代意义，必须重建当下的历史语境，在语境中认识“本事”。而且，同样的时代背景对不同的人可能产生颇不相同的影响；对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国难当头而政治紊乱、社会无序，其感受和反应可能千差万别。只有将相关史料置于史事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解读，才可能呈现史事那丰富纷纭的层次。本文即尝试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对对子”事件，尽可能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他人已述及且本文无甚异议者，当径引其成说，而不再重复申述。　一、语境：国难与国性　对中国读书人来说，1932年是很不平安的一年。1月，日军侵上海；3月，“满洲国”成立；两项新的威胁都向国人提醒着上一年的“九·一八”事变。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亡国”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切近。当时政府正筹备召开国难会议，清华教授列名者共5人，其中就有陈寅恪。与陈先生接触甚多的浦江清发现：“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读书人救亡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那时陈先生显然认真考虑着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⑤稍后陈寅恪改了主意，表示“不拟参加”国难会议了(这可能因为他主张“今日当对日绝交”，那时大概已了解到政府尚不拟采取这样的方式)。⑥　“素恬退”的陈公突然“甚激烈”，这是个关键。⑦与那个时代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陈寅恪当然也有着“澄清天下”的关怀，但他的自定位更多是一个致力于“提高”而非“普及”的学者，且更逐渐缩小到史家之认同。治学首要心静，而史学面对的是已逝的往昔，心绪的宁静尤其是获得“了解之同情”的先决条件；否则便很难“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⑧陈寅恪即采取了“关门闭户，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一种不近人情的方式，来寻求心境的安宁和学术的专一。⑨在他心目中，备课授课和出席教授会议等现代大学里教师的基本“常务”，都属于扰乱心思的“应酬及杂务”⑩。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平素的“恬退”，才能充分认识到后来甚为“激烈”的深意。　然而学人也不能轻卸其社会责任，鲁迅就曾说“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预备着将来的牺牲”。(11)这多半是夫子自道，但也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陈寅恪亦大体如此，不过他基本以“专业”学人自居，故虽始终关注着时代的走向，于当下之社会、政治，则大体取其对经学的态度，“间亦披览而不敢治”之。(12)然其心中的痛苦，或未必少于他人；若说到文化危机感，恐怕比很多人更甚。另一方面，陈寅恪后来曾明言自己长期“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趋新的外在时势已形成所谓“话语权势”的控制力量，使“落后”者不得不自我禁抑。故陈先生在“学”与“治”两方面的观念，也一直“迫于事势，噤不得发”。(13)这就是说，陈寅恪的“恬退”，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在“时流”压抑下的让步，颇有些他所说的“不得不如是”的意味。　这样一个为治学心静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者，在国难刺激下突然激动起来，行为自然与前不同。所谓书生报国，虽不必落实在“执干戈以卫社稷”，也要有所表现。故其“迫于事势噤不得发”的观念，恐怕就不能不表述出来，以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14)清华曾是留美预备学校，校园心态或更具外倾性。当时很多清华教授的一个共同思虑，就是学术独立。这首先是针对“世界学问”而言，也包括独立于政治或社会。　梁启超在1925年曾对清华学生谈“学问独立”，先承认“世界学问”那时已成为“所谓‘新学’”，在这方面中国“当然为后进国，必须经过模仿裨贩之一时期”。随着清华留美生逐年学成归国，“在社会上形成一新学风”，就不能再以模仿裨贩为满足；今后“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他特别指出，“美国社会组织及其日常生活，与吾国相隔太远，在彼最适用者，在我或为最不适用”。若照搬其学问，不过“尽变成‘洋八股’，归来一无所用”；只有多注意学习“其研究方法”，回国后应用于本国实际，才能有贡献。同时，与中国相关的自然现象和历史文化，“在全人类进化阶段上皆有莫大关系”，这类研究“决非外国人所能胜任，又非本国无学识之人所能胜任”，必须“以本国人应用现代治学方法”，才能有“惊世的发明”。(15)　这样的“学问独立”，当然是针对着已成为“新学”的“世界学问”(所谓“独立”，也不过是陈寅恪所谓佛家初级阶段的“预流”而已，详另文)。陈寅恪在1929年书赠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的诗中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16)这是一首“史诗”，大体描述北大的三代师生：创办时期的第一代多留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第二代也不那么成功，所以希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而第二句中“神州士夫”之“羞”恐怕是多重的，不仅是到外国去“受国史”，可能还包括到什么外国去“受国史”，以及接受何种取向的“中国史”。无论如何，其间所展现的中国学术不能独立，与梁启超所言基本一致。　但陈先生心中的学术独立还有另一面，他在1929年也曾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17)这一“俗谛”，在当时固或多指刚入主北京以及清华大学的国民党及其意识形态，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也针对着那使他“噤不得发”的流行“话语权势”。在吴宓的眼里，陈寅恪一生都坚持“不从时俗为转移”(18)。其所谓“时俗”蕴含甚宽，从广义言恐怕就包括近代尊西趋新的强劲世风，特别是其中急功近利的一面。换言之，自己长期留学的陈寅恪当然不反对学习外国，但对于学什么和怎样学，却有与“时俗”相左的见解，有时甚至不得不疏离于“留学生”这一认同。　新文化运动期间，特别是五四学生运动后的10年，思想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留英美学生的优势日显，逐渐取代过去留日学生的地位，而教育界中留美学生更日居主流。(19)陈寅恪虽曾留学日、美、欧，但他常选择区别于留美学生的自我认同，有时甚至“置身事外”地整体性批评留学生，如他曾对浦江清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20)在1932年秋开课时，他又指出，以往研究文化史者，“旧派失之滞”而“新派失之诬”。他所举的“旧派”例子是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而“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21)可知陈先生所说的“留学生”基本仍是胡适等留美学生。(22)　还在新文化运动尚处高潮时，陈寅恪就指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然而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却不知研究这类形上之学，反“误谓中国过重虚理”，故“皆学工程、实业”，体现出一种“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由于“实业以科学为根本”，这样“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但更严重的问题是，“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若“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23)　在相对承平之时，读书人的心态可以更放松，其所作所为的选择余地也更宽阔，留学生亦然。“九·一八”之前，一群以清华毕业生为主的留美青年出版了一份《文艺杂志》，第1期里“好几篇写的是性的压迫、无聊的调情或放荡的夜游”。在浦江清眼里，这都是不“健康的个性”。他原本期待着留学生能透彻观察世界文流，以“开风气之先，提倡一种文学新理论或一派新作风，以指导国内文坛”；结果却看到“留学生文风的卑靡”，与30年前梁启超在国外办《新小说》时简直不能比。重要的是，“文学家是社会政治的预言者”。昔年留学生的文字“确有一种朝气，读之使人兴奋，使人高兴，以为中国还有希望”；但“三十年后，盘旋于留学青年的头脑中的又是什么？薰习不同，思想完全变了”！(24)　浦江清的观察当然不能代表30年间留学生的变化，但身处国内的人显然对留学生有着更多的期待。也许正是留学生不能承担与中国的“希望”并存的期待，使浦江清感觉到了自身的责任。他在次年初“对摩登主义恶感日深”，想要“办一杂志，以打倒高等华人、建立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名曰《逆流》”。他明言，“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不过，同意浦氏建议的向达指出了办这类杂志的困境：“恐出而无销路，奈何？”(25)他们的愿望和担忧皆可反证当日社会潮流之所在——尊西风尚仍是风靡一世的“时流”。　这些人的心态相当复杂，想要“逆欧化之潮流”当然表现出某种“独立自主”的意味，而其对留学生所寄予的希望又揭示出自信的不足，再加上欧化潮流就在中国本地，故他们所怀抱的不是一种简单直白的排外型民族主义；其建立民族独立文化所针对的，不仅是日渐入据中国的外国思想，而更多是代表着外来的“摩登主义”却又已经内化的“高等华人”。身处曾经主要培养留美学生的清华大学，浦氏等所感知的“时流”压力可能更直接，而他又担任着陈寅恪的助教，两人对“时流”的不认同和无奈，即使不尽相同，至少也是相通的。　但曾是留学生的陈寅恪尚多一层尴尬，1928年春，陈先生曾应俞平伯之请为俞曲园的《病中呓语》撰写跋语，其中说及“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26)。这通常是陈先生指谓改朝换代前夕的代用语(27)，但其中的“吾徒”却是写实。处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身为留学生而有意自外于得宠于社会的“留学生”，陈寅恪此时的个人认同大概也只能是不新不旧、非驴非马而已。这样的戏言又不是戏言，其中深有沉痛在——在一个日益黑白分明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认同，虽云清高，不亦太过缥缈乎？　问题是，在陈寅恪眼里，上述留学生之所以“皆学工程、实业”，乃是基于过去“中国过重虚理”这一误识。这里的“虚”和“实”当然还可以斟酌，但若确属误识，则提示着中国文化传统不仅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实际已被欧美的方式“改写”了。(28)陈先生在论述“新派失之诬”时，就指出新派与旧派的一大区别是“有解释”。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美其名曰“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因为这些假设的理论之所以成立，“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就人类活动本有共同之处一面看，这样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正确，并适用于中国的材料；但也“有时不适用，因为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29)　在表示“不拟参加”国难会议的同时，陈寅恪对一些清华学生表达了他的忧虑，即“中国今日旧道德与新道德两种标准同时并存。有人谓旧的已去，新的未到者，殊非事实x今后旧者恐难复存，惟新者来自外国，与我国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处。吾人当准情酌理，行吾心之所安，总以不使傍人吃亏为准绳。”(30)所谓外来者“与我国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处”，其实就是上述“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的同义语，不过因为这是对少数同学所言，故与课堂上的正式表述稍异而更直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意味着中国已越过了梁启超所说的新旧“过渡时代”而进入新旧并存时代，惟旧者已日渐式微，而新者不仅并非“未到”，根本是已到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关键在于，如果“新”实际是“外”的内化，则在接受外来思想的同时，就必须依据中国情形“准情酌理”，才不至于傍人吃亏。可以看出，陈先生对完全的旧派并不认同，也知道复旧是不可能的；他也并不简单赞同梁启超提倡的学习外国“研究方法”以应用于本国实际，而是希望在接受外来事物的同时还要保持中国的主体性，不使“旧的已去”真成为“事实”。　陈寅恪最为担忧的，就是在亡国危险迫近时，国性却被无形中改写，即他自己在前一年所指出的：“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他概论当时中国“学术之现状”说，“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国史状况如此，国语也同样不乐观：“今日与支那语同系诸语言，犹无精密之调查研究，故难以测定国语之地位，及辨别其源流；治国语学者又多无暇为历史之探讨、及方言之调查；论其现状，似尚注重宣传方面。国文则全国大学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造成这样的现状，与仿效外国的“科学方法”是分不开的，但那些尊西者又并不真了解外国：“外国大学之治其国文者，趋向固有异于是也。”(31)　还在1923年，陈寅恪已提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32)。而当时中国“治国语学者”大约更多想要仿效文艺复兴以后国语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故更多“注重宣传”(33)；若他们仅止于宣传，而不从事与国语相关的研究(即遵循“外国大学之治其国文”的方式从事“历史之探讨”和“方言之调查”)，则不仅中国的学术独立还很遥远，且可能出现国虽幸存，而国语不国的现象。传统必须被表述出来，而传统的表述本身也异常重要，它虽不必全然是传统的，却同样要求遵循不能“傍人吃亏”的准则，以维持自身的主体性。　或可以说，陈寅恪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是认识和理解他稍后如何出国文考题的一个关键。此文是为清华建校20周年所做，其核心论旨即强调“中国学术独立”是“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而他希望清华学人在这方面能承担起更重的职责。被陈先生寄予厚望的清华学生，当然需要在国文方面有较好的基础。实际的情形却不尽然，浦江清在1932年初评述清华学生的国文程度说，“今日一般人国文程度太坏，大学生几如中学生”(34)。而陈先生自述其“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35)。这里的“感触”恐怕类似浦江清的认知，更多是负面的。　既有国难这一时代背景所促成的行为“激烈”，又有对清华学人在中国学术独立方面的殷切期望，而更有对清华考生国文程度的了解，陈寅恪的有所作为已到蓄势待发的程度。这一切都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而触发。1932年清华大学招生前，中文系代理系主任朱自清赴英访学一年尚未归，其代理系主任之职暂由刘文典代理，而刘文典则请陈寅恪代拟国文考题。(36)这一连串的代理，似有些偶然，否则出题一事或不至于落在素来“恬退”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陈寅恪身上。也就是这偶然的代理，导致了兴起一时风波的“对对子”事件。(37)　二、本事：对对子引发的诘难　1932年7月底8月初，清华大学招考新生，各年级考生皆有不同的对对子题目，是当时一个创新之举。《世界日报》在报道时即以“国文题目各年级均有‘对对子’一项”为副标题。记者敏锐地注意到国文题的新闻价值，随即联系了“该校出试题者”，据其解释说：“为求试验考生之新旧国学的确实根底计，故拟定三种题目，一即试验学生明了平仄虚实字之‘对对子’，一为普通作文，一为测验考生新式标点之能力。”从本科到研究所各年级的国文题，均为这三部分。其作文题也有特色，高层次的研究所作文题是“中国语在世界语言中，属何语系？其特点何在？其演变之历程如何？试举数例以说明之”，显然是有意配合“对对子”这一形式创新。(38)　“对对子”和作文两部分都由陈寅恪出题，从上述报道看，陈本人并不回避新考试方式的社会关注，甚至可以说很早就参与了吸引社会对此的关注。(39)故“对对子”很快引起讨论和争议，或在出题者意料之中；但可能出乎很多人意表的是，一年级的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也引起了争议，且辩论的篇幅并不少于前者(详另文)。换言之，除标点部分无人提出异议外，陈寅恪出题的两部分都引起了不谐和音。过去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清华以“对对子”考试，“许多人群起诘难，尤其是洋派人士，认为是开倒车、落伍、保守。寅恪并未公开答辩。”(40)实则陈寅恪不仅很快就“公开答辩”，且还数次为之。(41)另外，出而“诘难”者是否到了“群起”程度，或亦可商，但这是枝节，惟“诘难”者是否皆“洋派人士”，则确实值得斟酌。　多数“诘难”者当然趋新而不守旧，然若从中西角度言有时恐怕比陈更“本土”，他们的言说和关怀也常常逾越中西新旧之争(详后)；反倒是一些留学生比较能理解甚或赞同陈寅恪的做法。按照冯友兰的回忆，陈寅恪出题前曾和一些清华教授讨论过，“大家觉得他的主张也有道理，就请他出了一个对对子的题目”(42)。从冯先生的回忆看，他本人或许就是那些赞同陈先生主张者中的一位。而研究生的作文题和前引陈先生在阅卷中可以大幅增减分数的做法，均支持此事得到相关人员赞同一说。而且，仔细考察当年发表出来的“诘难”，新旧和土洋虽亦涉及，却并非最主要的重点，真正的核心议题是陈寅恪试图引起注意的中学国文教育问题。　清华一年级新生考试结束于8月1日，而研究生和转学生等的考试到8月5日才结束。(43)第二天，《北平晨报》报道了清华考试的几件“趣事”，其中涉及国文考试者仅一段，着墨不甚多，然皆为对对子内容，并用之以冠全文之标题——标题的最前面就是“‘孙行者’对‘胡适之’”数字，显然希望以此吸引读者。文中说：“国文考试有对子一项，大一国文有‘孙行者’一对；能对者固不乏人，其中以对‘胡适之’者为最佳，然能工贴者实鲜。有对‘猪八戒’、‘沙和尚’、‘清道人’x‘猪八戒’不通，‘沙和尚’及‘花和尚’韵不协，‘清道人’虽可，‘清’字非姓，亦不工。某生以‘韩退之’对，可谓善矣，然终不若‘胡适之’之有意思也。”(44)　记者能说出“以对‘胡适之’者为最佳”，并婉转点出“某生以‘韩退之’对，可谓善矣，然终不若‘胡适之’之有意思”，似乎其已从阅卷人那里了解到相当内情。盖“胡适之”之所以“有意思”，必须由“韩退之”过渡，此乃陈寅恪预伏的一个关键性解码因素。(45)由此看来，《北平晨报》记者的消息来源大有讲究。　以当日信息流传的方式，清华新生考试的这类“趣事”在口传中当同步进行，且可能速度更快。8月7日，胡适在北平市私中联合会、中等教育协进会及北平市教育会合办的暑期讲演会上做了题为“中学国文教学法”的讲演，表面不露声色，暗中或有所针对。胡适自谓他在十数年前已两次讲过“中学国文教学法”，这是第三次，基本是把旧主张再拿出来“参照现在学制讨论”。他在演讲中提到了“这次北大招考新生，国文试验，以最容易的国文常识测试，而结果大多数学生不及格”，说明他此时心中确有与大学入学考试相关的思虑。胡适特别把教育部1929年颁布的高级中学毕业生最低国文标准共6条一一表出，又说出其自身的5点意见，认为两者实“相差不多”。(46)　实际上胡适三次演讲中自身提出的标准是有所转变的，这可以别论。有意思的是他对教育部标准的详细揭示和基本肯定，其言外之意也是明显的：国立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国文，不正应该按教育部的标准进行吗？(47)这一演讲内容随即在8月8日的报纸上刊出，果然，在后来质疑清华试题者的各种言论中，这成为一个持续的诘难。那些人当然不必是隐受胡适指使，而且他们和胡适恐怕都未必很喜欢当时的教育部(详后)，但胡适确实提供了一件特别有力的武器——出题者本人或可以置之不理，作为国立大学的清华校方对此可不能掉以轻心。　不过我想强调一点，陈、胡二位高手过招，虽均劲力内敛，却无意伤和气，此所以不得不以隔山打牛的方式进行也。两人的文化态度固异，在不少治学取向上也互不认可，但在大方向上仍趋同，互相支持的地方也不少。尤其那两年正是双方论学往来最密切的时期，现在可以看到的二人之间往来信函，多在这一时段，颇涉及《西游记》和佛经内容，这是二人学问所最能交集之处(时胡适正撰写其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中古一段)。(48)胡适或许对这一对子造成新闻效应感到不快，但当时恐未必就已识破陈寅恪呼猴为犬之谑。所以，后来事态的发展借助了胡适提供的武器，不一定意味着那就是胡适的动机；而陈寅恪稍后的答辩也未必就像一些研究者所推测的主要是在针对胡适(详另文)。8月7日起，北平《世界日报》的“读者论坛”陆续刊出投书，对清华大学的考试题目和对对子的方式进行讨论。最初的投书以质疑为主，其中也有人明确要求清华大学校方就是否支持对对子的考题表态。该报在发表陈寅恪本人的答辩意见后，也曾刊发一些为清华大学辩护的文章。就目前所知者看，《世界日报》是当时对这次清华新生入学考试讨论最多的报纸。(49)多数读者是用笔名发表其投书的，这样的隐身方式或会使其言论不那么负责，但在宣泄情绪方面可能更真实。这些颇具现场感的读者投书反映出的看法，与过去建立在传闻基础上的认知有一定差距，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分析。　第一篇署名“丁零”的投书其实并不从根本上反对以“对对子”的方式考试学生，作者反而承认“‘对对子’本是中国文的特殊性所形成的特殊艺术，清华的主考先生，既能利用这个短短的题目，来测得考生对于旧文学的修养，的确是很技巧的”。但他认为“让现在的青年来作这种东西”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类题目“评判的标准”很难确定。作者已知一些考生所对的内容相当离谱，他怀疑主考先生也无法确定怎样来评判这类答案的分数。投书最后以一副不甚工稳的打油诗式对子结束，强调“实在太难为了学生”，且“恐怕先生也没法判”，所以“希望主考先生将来能发表他自己的原对”。这份投书更多从技术而非本质上反对这种考试方法，行文也不像出自投考失意的小青年。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这件事“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无论是旧的或是新的人物”。(50)此语颇具识见，用其作为一系列投书的开端，让人怀疑是否是栏目主持人的“约稿”。(51)　第二篇署名“振凯”的投书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作者自称“小子”，仅一段涉及“对对子”，而更多是针对清华大学的感想和牢骚。关于“对对子”，作者挖苦说，清华大学若要“试验考生之新旧国学的确实根底”，“令他们来对对子，是应该的；但这样并不好——假使学生只会对对子而不会其他，又怎么办呢？这倒不如使他们作辞赋、作律诗、作骈体文、作八股文”等等，干脆“各代的文体，都来一套，那才确实能试验他们的根底，表现出清华大学的伟大”。(52)　又两日后刊出的署名“杰”的投书，则直指问题的核心，作者说：“学生入学试验科目，无论何门，程度上都该有相当的标准，不当任意乱来。试问一般中学国文课程里面，应该有‘对对子’一项吗？还是‘对对子’应该是人们天赋的本能吗？”关键是“大学入学试题影响到中学课程，非常重大；以堂堂国立清华大学，竟标奇立异的出‘对对子’，丝毫不顾全国中学的国文课程”。文章强调了清华的国立性质，及其入学考试与“全国”中学课程的关联，并点出了考试程度应该有标准，这都像是受到胡适演讲的启发。作者不仅要求“主考先生就中学毕业生应该知道的诗句或名字对出几个来”，更祭出了杀手锏：“希望清华大学负责者对于这个出‘对对子’的问题详细研究一番，如以为可，请发表颠扑不破的理由；如以为不可，请设法矫正；切勿持‘相应不理可也’的态度。”并语涉威胁地指出：大学招生考试直接影响到中学今后的教学，这个问题“在教育界里可不算小”。(53)　这篇投书很短，却颇有些刀笔吏的风格，几乎字字见血。同日另一篇署名“春焰”的较长投书，则很像前引“振凯”的投书，主要并非讨论“对对子”问题，但也指出：“关于出对子，我诚百思而不解其是什么意义？什么心理？以时代意义讲来，作对子就说不通，当然更无须乎说到评判也难得确定的标准。”作者显然也略知内情：“据说‘孙行者’也有一个绝对，幸而知道者则得全分，不知道者根据平仄对来亦不能完全，这岂能区分其有无学问？至于一般乱对的，又以什么为标准呢？”但其更想强调的是“时代意义”，故以为“要考人，要表示最高学府的新奇，倒不若作八股文来得干脆”。作者也从其他科目(可能是史学)的考题中关于朝代兴亡的年代和“光绪的母亲是不是慈禧太后”等，看出“清华主考人这次似乎要特意表扬清华的考古性”。(54)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主要为陈寅恪所出，当时即曾引起争议，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事件。虽然占分数更多的作文题和仅占分数10％的“对对子”都曾遭到非议，但后者当时最为醒目，后来也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这一风波的标帜。①此后这事不时受到关注，不过藉为谈资者多，而实际研究者少；在可以算作研究的范围里，基本不甚关注以对对子考国文这一“本事”②，而更多是因陈先生的解释带出的引申讨论。这个问题未必延伸到那么远，也不那么简单，其本身还有可探讨之处。应区分以对对子考国文和具体出什么对子这两回事，后者确有戏谑成分，但前者可能带有真正深远的考虑，或许要上升到陈寅恪自己所说的“吾侪所学关天意”的高度去认识。　要知道那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举国情绪尚处动荡之中，而北伐后的国内政局也尚未达到“理顺”的程度；教育界同样不安宁，教师索薪和学生闹是那时常见的现象；学术体制和规范尚未确立，专门的学术刊物不过刚刚起步；可以说，足以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少重要事项正处发展之中，以陈寅恪一向恬淡的处事风格，在这个时候出而“标新立异”，不能没有一些严正的考虑，且恐怕未必侧重在一般研究者所关注的什么中外比较之学上面。　退而言之，不论以“对对子”考试学生一事是否有及有多少含义深远的预设，它本身也折射出非常重要的意义：晚清甚嚣尘上的中西“学战”此时已内化为中国的新旧之争，而“对对子”事件便是这广义的近代中西学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任陈寅恪助手的浦江清后来说：“在我们这一辈，把中西分别得清楚。但是，在中西合流的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他们对于原来的所谓‘中’‘西’已不复能区别，在意识里只感到古今新旧的区分。”③这一看似直观的认知揭示了中西新旧之间的深度互渗，也提示了考察“对对子”事件的一个重要视角。　1932年参加大学招生考试的正是“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在一些时人眼里，以“对对子”的方式来考核这些人是一种倒退，甚至是对“新文化”的挑战。而在陈寅恪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传统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或被以欧美的方式“改写”，而当下严重的国难更凸显出维持“国性”(nationalidentity)的必要。在中西“学战”已内化为新旧之争后，对立的双方不一定是通常所见的激进与保守，甚至不必表现为中西之间的直接对垒；在“西方分裂”的背景下，“西与西斗”的表象也可能反映着中西之争的实质。④　在那时的中国，“新文化”和“留学生”都是看似明晰其实蕴涵繁复的符号；由一个留学生来承担“挑战”新文化的角色，就有着更为曲折的寓意。要真正理解清华国文考试争议所反映的时代意义，必须重建当下的历史语境，在语境中认识“本事”。而且，同样的时代背景对不同的人可能产生颇不相同的影响；对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国难当头而政治紊乱、社会无序，其感受和反应可能千差万别。只有将相关史料置于史事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解读，才可能呈现史事那丰富纷纭的层次。本文即尝试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对对子”事件，尽可能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他人已述及且本文无甚异议者，当径引其成说，而不再重复申述。　一、语境：国难与国性　对中国读书人来说，1932年是很不平安的一年。1月，日军侵上海；3月，“满洲国”成立；两项新的威胁都向国人提醒着上一年的“九·一八”事变。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亡国”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切近。当时政府正筹备召开国难会议，清华教授列名者共5人，其中就有陈寅恪。与陈先生接触甚多的浦江清发现：“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读书人救亡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那时陈先生显然认真考虑着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⑤稍后陈寅恪改了主意，表示“不拟参加”国难会议了(这可能因为他主张“今日当对日绝交”，那时大概已了解到政府尚不拟采取这样的方式)。⑥　“素恬退”的陈公突然“甚激烈”，这是个关键。⑦与那个时代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陈寅恪当然也有着“澄清天下”的关怀，但他的自定位更多是一个致力于“提高”而非“普及”的学者，且更逐渐缩小到史家之认同。治学首要心静，而史学面对的是已逝的往昔，心绪的宁静尤其是获得“了解之同情”的先决条件；否则便很难“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⑧陈寅恪即采取了“关门闭户，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一种不近人情的方式，来寻求心境的安宁和学术的专一。⑨在他心目中，备课授课和出席教授会议等现代大学里教师的基本“常务”，都属于扰乱心思的“应酬及杂务”⑩。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平素的“恬退”，才能充分认识到后来甚为“激烈”的深意。　然而学人也不能轻卸其社会责任，鲁迅就曾说“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预备着将来的牺牲”。(11)这多半是夫子自道，但也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陈寅恪亦大体如此，不过他基本以“专业”学人自居，故虽始终关注着时代的走向，于当下之社会、政治，则大体取其对经学的态度，“间亦披览而不敢治”之。(12)然其心中的痛苦，或未必少于他人；若说到文化危机感，恐怕比很多人更甚。另一方面，陈寅恪后来曾明言自己长期“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趋新的外在时势已形成所谓“话语权势”的控制力量，使“落后”者不得不自我禁抑。故陈先生在“学”与“治”两方面的观念，也一直“迫于事势，噤不得发”。(13)这就是说，陈寅恪的“恬退”，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在“时流”压抑下的让步，颇有些他所说的“不得不如是”的意味。　这样一个为治学心静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者，在国难刺激下突然激动起来，行为自然与前不同。所谓书生报国，虽不必落实在“执干戈以卫社稷”，也要有所表现。故其“迫于事势噤不得发”的观念，恐怕就不能不表述出来，以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14)清华曾是留美预备学校，校园心态或更具外倾性。当时很多清华教授的一个共同思虑，就是学术独立。这首先是针对“世界学问”而言，也包括独立于政治或社会。　梁启超在1925年曾对清华学生谈“学问独立”，先承认“世界学问”那时已成为“所谓‘新学’”，在这方面中国“当然为后进国，必须经过模仿裨贩之一时期”。随着清华留美生逐年学成归国，“在社会上形成一新学风”，就不能再以模仿裨贩为满足；今后“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他特别指出，“美国社会组织及其日常生活，与吾国相隔太远，在彼最适用者，在我或为最不适用”。若照搬其学问，不过“尽变成‘洋八股’，归来一无所用”；只有多注意学习“其研究方法”，回国后应用于本国实际，才能有贡献。同时，与中国相关的自然现象和历史文化，“在全人类进化阶段上皆有莫大关系”，这类研究“决非外国人所能胜任，又非本国无学识之人所能胜任”，必须“以本国人应用现代治学方法”，才能有“惊世的发明”。(15)　这样的“学问独立”，当然是针对着已成为“新学”的“世界学问”(所谓“独立”，也不过是陈寅恪所谓佛家初级阶段的“预流”而已，详另文)。陈寅恪在1929年书赠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的诗中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16)这是一首“史诗”，大体描述北大的三代师生：创办时期的第一代多留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第二代也不那么成功，所以希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而第二句中“神州士夫”之“羞”恐怕是多重的，不仅是到外国去“受国史”，可能还包括到什么外国去“受国史”，以及接受何种取向的“中国史”。无论如何，其间所展现的中国学术不能独立，与梁启超所言基本一致。　但陈先生心中的学术独立还有另一面，他在1929年也曾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17)这一“俗谛”，在当时固或多指刚入主北京以及清华大学的国民党及其意识形态，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也针对着那使他“噤不得发”的流行“话语权势”。在吴宓的眼里，陈寅恪一生都坚持“不从时俗为转移”(18)。其所谓“时俗”蕴含甚宽，从广义言恐怕就包括近代尊西趋新的强劲世风，特别是其中急功近利的一面。换言之，自己长期留学的陈寅恪当然不反对学习外国，但对于学什么和怎样学，却有与“时俗”相左的见解，有时甚至不得不疏离于“留学生”这一认同。　新文化运动期间，特别是五四学生运动后的10年，思想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留英美学生的优势日显，逐渐取代过去留日学生的地位，而教育界中留美学生更日居主流。(19)陈寅恪虽曾留学日、美、欧，但他常选择区别于留美学生的自我认同，有时甚至“置身事外”地整体性批评留学生，如他曾对浦江清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20)在1932年秋开课时，他又指出，以往研究文化史者，“旧派失之滞”而“新派失之诬”。他所举的“旧派”例子是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而“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21)可知陈先生所说的“留学生”基本仍是胡适等留美学生。(22)　还在新文化运动尚处高潮时，陈寅恪就指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然而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却不知研究这类形上之学，反“误谓中国过重虚理”，故“皆学工程、实业”，体现出一种“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由于“实业以科学为根本”，这样“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但更严重的问题是，“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若“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23)　在相对承平之时，读书人的心态可以更放松，其所作所为的选择余地也更宽阔，留学生亦然。“九·一八”之前，一群以清华毕业生为主的留美青年出版了一份《文艺杂志》，第1期里“好几篇写的是性的压迫、无聊的调情或放荡的夜游”。在浦江清眼里，这都是不“健康的个性”。他原本期待着留学生能透彻观察世界文流，以“开风气之先，提倡一种文学新理论或一派新作风，以指导国内文坛”；结果却看到“留学生文风的卑靡”，与30年前梁启超在国外办《新小说》时简直不能比。重要的是，“文学家是社会政治的预言者”。昔年留学生的文字“确有一种朝气，读之使人兴奋，使人高兴，以为中国还有希望”；但“三十年后，盘旋于留学青年的头脑中的又是什么？薰习不同，思想完全变了”！(24)　浦江清的观察当然不能代表30年间留学生的变化，但身处国内的人显然对留学生有着更多的期待。也许正是留学生不能承担与中国的“希望”并存的期待，使浦江清感觉到了自身的责任。他在次年初“对摩登主义恶感日深”，想要“办一杂志，以打倒高等华人、建立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名曰《逆流》”。他明言，“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不过，同意浦氏建议的向达指出了办这类杂志的困境：“恐出而无销路，奈何？”(25)他们的愿望和担忧皆可反证当日社会潮流之所在——尊西风尚仍是风靡一世的“时流”。　这些人的心态相当复杂，想要“逆欧化之潮流”当然表现出某种“独立自主”的意味，而其对留学生所寄予的希望又揭示出自信的不足，再加上欧化潮流就在中国本地，故他们所怀抱的不是一种简单直白的排外型民族主义；其建立民族独立文化所针对的，不仅是日渐入据中国的外国思想，而更多是代表着外来的“摩登主义”却又已经内化的“高等华人”。身处曾经主要培养留美学生的清华大学，浦氏等所感知的“时流”压力可能更直接，而他又担任着陈寅恪的助教，两人对“时流”的不认同和无奈，即使不尽相同，至少也是相通的。　但曾是留学生的陈寅恪尚多一层尴尬，1928年春，陈先生曾应俞平伯之请为俞曲园的《病中呓语》撰写跋语，其中说及“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26)。这通常是陈先生指谓改朝换代前夕的代用语(27)，但其中的“吾徒”却是写实。处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身为留学生而有意自外于得宠于社会的“留学生”，陈寅恪此时的个人认同大概也只能是不新不旧、非驴非马而已。这样的戏言又不是戏言，其中深有沉痛在——在一个日益黑白分明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认同，虽云清高，不亦太过缥缈乎？　问题是，在陈寅恪眼里，上述留学生之所以“皆学工程、实业”，乃是基于过去“中国过重虚理”这一误识。这里的“虚”和“实”当然还可以斟酌，但若确属误识，则提示着中国文化传统不仅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实际已被欧美的方式“改写”了。(28)陈先生在论述“新派失之诬”时，就指出新派与旧派的一大区别是“有解释”。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美其名曰“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因为这些假设的理论之所以成立，“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就人类活动本有共同之处一面看，这样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正确，并适用于中国的材料；但也“有时不适用，因为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29)　在表示“不拟参加”国难会议的同时，陈寅恪对一些清华学生表达了他的忧虑，即“中国今日旧道德与新道德两种标准同时并存。有人谓旧的已去，新的未到者，殊非事实x今后旧者恐难复存，惟新者来自外国，与我国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处。吾人当准情酌理，行吾心之所安，总以不使傍人吃亏为准绳。”(30)所谓外来者“与我国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处”，其实就是上述“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的同义语，不过因为这是对少数同学所言，故与课堂上的正式表述稍异而更直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意味着中国已越过了梁启超所说的新旧“过渡时代”而进入新旧并存时代，惟旧者已日渐式微，而新者不仅并非“未到”，根本是已到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关键在于，如果“新”实际是“外”的内化，则在接受外来思想的同时，就必须依据中国情形“准情酌理”，才不至于傍人吃亏。可以看出，陈先生对完全的旧派并不认同，也知道复旧是不可能的；他也并不简单赞同梁启超提倡的学习外国“研究方法”以应用于本国实际，而是希望在接受外来事物的同时还要保持中国的主体性，不使“旧的已去”真成为“事实”。　陈寅恪最为担忧的，就是在亡国危险迫近时，国性却被无形中改写，即他自己在前一年所指出的：“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他概论当时中国“学术之现状”说，“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国史状况如此，国语也同样不乐观：“今日与支那语同系诸语言，犹无精密之调查研究，故难以测定国语之地位，及辨别其源流；治国语学者又多无暇为历史之探讨、及方言之调查；论其现状，似尚注重宣传方面。国文则全国大学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造成这样的现状，与仿效外国的“科学方法”是分不开的，但那些尊西者又并不真了解外国：“外国大学之治其国文者，趋向固有异于是也。”(31)　还在1923年，陈寅恪已提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32)。而当时中国“治国语学者”大约更多想要仿效文艺复兴以后国语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故更多“注重宣传”(33)；若他们仅止于宣传，而不从事与国语相关的研究(即遵循“外国大学之治其国文”的方式从事“历史之探讨”和“方言之调查”)，则不仅中国的学术独立还很遥远，且可能出现国虽幸存，而国语不国的现象。传统必须被表述出来，而传统的表述本身也异常重要，它虽不必全然是传统的，却同样要求遵循不能“傍人吃亏”的准则，以维持自身的主体性。　或可以说，陈寅恪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是认识和理解他稍后如何出国文考题的一个关键。此文是为清华建校20周年所做，其核心论旨即强调“中国学术独立”是“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而他希望清华学人在这方面能承担起更重的职责。被陈先生寄予厚望的清华学生，当然需要在国文方面有较好的基础。实际的情形却不尽然，浦江清在1932年初评述清华学生的国文程度说，“今日一般人国文程度太坏，大学生几如中学生”(34)。而陈先生自述其“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35)。这里的“感触”恐怕类似浦江清的认知，更多是负面的。　既有国难这一时代背景所促成的行为“激烈”，又有对清华学人在中国学术独立方面的殷切期望，而更有对清华考生国文程度的了解，陈寅恪的有所作为已到蓄势待发的程度。这一切都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而触发。1932年清华大学招生前，中文系代理系主任朱自清赴英访学一年尚未归，其代理系主任之职暂由刘文典代理，而刘文典则请陈寅恪代拟国文考题。(36)这一连串的代理，似有些偶然，否则出题一事或不至于落在素来“恬退”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陈寅恪身上。也就是这偶然的代理，导致了兴起一时风波的“对对子”事件。(37)　二、本事：对对子引发的诘难　1932年7月底8月初，清华大学招考新生，各年级考生皆有不同的对对子题目，是当时一个创新之举。《世界日报》在报道时即以“国文题目各年级均有‘对对子’一项”为副标题。记者敏锐地注意到国文题的新闻价值，随即联系了“该校出试题者”，据其解释说：“为求试验考生之新旧国学的确实根底计，故拟定三种题目，一即试验学生明了平仄虚实字之‘对对子’，一为普通作文，一为测验考生新式标点之能力。”从本科到研究所各年级的国文题，均为这三部分。其作文题也有特色，高层次的研究所作文题是“中国语在世界语言中，属何语系？其特点何在？其演变之历程如何？试举数例以说明之”，显然是有意配合“对对子”这一形式创新。(38)　“对对子”和作文两部分都由陈寅恪出题，从上述报道看，陈本人并不回避新考试方式的社会关注，甚至可以说很早就参与了吸引社会对此的关注。(39)故“对对子”很快引起讨论和争议，或在出题者意料之中；但可能出乎很多人意表的是，一年级的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也引起了争议，且辩论的篇幅并不少于前者(详另文)。换言之，除标点部分无人提出异议外，陈寅恪出题的两部分都引起了不谐和音。过去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清华以“对对子”考试，“许多人群起诘难，尤其是洋派人士，认为是开倒车、落伍、保守。寅恪并未公开答辩。”(40)实则陈寅恪不仅很快就“公开答辩”，且还数次为之。(41)另外，出而“诘难”者是否到了“群起”程度，或亦可商，但这是枝节，惟“诘难”者是否皆“洋派人士”，则确实值得斟酌。　多数“诘难”者当然趋新而不守旧，然若从中西角度言有时恐怕比陈更“本土”，他们的言说和关怀也常常逾越中西新旧之争(详后)；反倒是一些留学生比较能理解甚或赞同陈寅恪的做法。按照冯友兰的回忆，陈寅恪出题前曾和一些清华教授讨论过，“大家觉得他的主张也有道理，就请他出了一个对对子的题目”(42)。从冯先生的回忆看，他本人或许就是那些赞同陈先生主张者中的一位。而研究生的作文题和前引陈先生在阅卷中可以大幅增减分数的做法，均支持此事得到相关人员赞同一说。而且，仔细考察当年发表出来的“诘难”，新旧和土洋虽亦涉及，却并非最主要的重点，真正的核心议题是陈寅恪试图引起注意的中学国文教育问题。　清华一年级新生考试结束于8月1日，而研究生和转学生等的考试到8月5日才结束。(43)第二天，《北平晨报》报道了清华考试的几件“趣事”，其中涉及国文考试者仅一段，着墨不甚多，然皆为对对子内容，并用之以冠全文之标题——标题的最前面就是“‘孙行者’对‘胡适之’”数字，显然希望以此吸引读者。文中说：“国文考试有对子一项，大一国文有‘孙行者’一对；能对者固不乏人，其中以对‘胡适之’者为最佳，然能工贴者实鲜。有对‘猪八戒’、‘沙和尚’、‘清道人’x‘猪八戒’不通，‘沙和尚’及‘花和尚’韵不协，‘清道人’虽可，‘清’字非姓，亦不工。某生以‘韩退之’对，可谓善矣，然终不若‘胡适之’之有意思也。”(44)　记者能说出“以对‘胡适之’者为最佳”，并婉转点出“某生以‘韩退之’对，可谓善矣，然终不若‘胡适之’之有意思”，似乎其已从阅卷人那里了解到相当内情。盖“胡适之”之所以“有意思”，必须由“韩退之”过渡，此乃陈寅恪预伏的一个关键性解码因素。(45)由此看来，《北平晨报》记者的消息来源大有讲究。　以当日信息流传的方式，清华新生考试的这类“趣事”在口传中当同步进行，且可能速度更快。8月7日，胡适在北平市私中联合会、中等教育协进会及北平市教育会合办的暑期讲演会上做了题为“中学国文教学法”的讲演，表面不露声色，暗中或有所针对。胡适自谓他在十数年前已两次讲过“中学国文教学法”，这是第三次，基本是把旧主张再拿出来“参照现在学制讨论”。他在演讲中提到了“这次北大招考新生，国文试验，以最容易的国文常识测试，而结果大多数学生不及格”，说明他此时心中确有与大学入学考试相关的思虑。胡适特别把教育部1929年颁布的高级中学毕业生最低国文标准共6条一一表出，又说出其自身的5点意见，认为两者实“相差不多”。(46)　实际上胡适三次演讲中自身提出的标准是有所转变的，这可以别论。有意思的是他对教育部标准的详细揭示和基本肯定，其言外之意也是明显的：国立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国文，不正应该按教育部的标准进行吗？(47)这一演讲内容随即在8月8日的报纸上刊出，果然，在后来质疑清华试题者的各种言论中，这成为一个持续的诘难。那些人当然不必是隐受胡适指使，而且他们和胡适恐怕都未必很喜欢当时的教育部(详后)，但胡适确实提供了一件特别有力的武器——出题者本人或可以置之不理，作为国立大学的清华校方对此可不能掉以轻心。　不过我想强调一点，陈、胡二位高手过招，虽均劲力内敛，却无意伤和气，此所以不得不以隔山打牛的方式进行也。两人的文化态度固异，在不少治学取向上也互不认可，但在大方向上仍趋同，互相支持的地方也不少。尤其那两年正是双方论学往来最密切的时期，现在可以看到的二人之间往来信函，多在这一时段，颇涉及《西游记》和佛经内容，这是二人学问所最能交集之处(时胡适正撰写其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中古一段)。(48)胡适或许对这一对子造成新闻效应感到不快，但当时恐未必就已识破陈寅恪呼猴为犬之谑。所以，后来事态的发展借助了胡适提供的武器，不一定意味着那就是胡适的动机；而陈寅恪稍后的答辩也未必就像一些研究者所推测的主要是在针对胡适(详另文)。8月7日起，北平《世界日报》的“读者论坛”陆续刊出投书，对清华大学的考试题目和对对子的方式进行讨论。最初的投书以质疑为主，其中也有人明确要求清华大学校方就是否支持对对子的考题表态。该报在发表陈寅恪本人的答辩意见后，也曾刊发一些为清华大学辩护的文章。就目前所知者看，《世界日报》是当时对这次清华新生入学考试讨论最多的报纸。(49)多数读者是用笔名发表其投书的，这样的隐身方式或会使其言论不那么负责，但在宣泄情绪方面可能更真实。这些颇具现场感的读者投书反映出的看法，与过去建立在传闻基础上的认知有一定差距，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分析。　第一篇署名“丁零”的投书其实并不从根本上反对以“对对子”的方式考试学生，作者反而承认“‘对对子’本是中国文的特殊性所形成的特殊艺术，清华的主考先生，既能利用这个短短的题目，来测得考生对于旧文学的修养，的确是很技巧的”。但他认为“让现在的青年来作这种东西”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类题目“评判的标准”很难确定。作者已知一些考生所对的内容相当离谱，他怀疑主考先生也无法确定怎样来评判这类答案的分数。投书最后以一副不甚工稳的打油诗式对子结束，强调“实在太难为了学生”，且“恐怕先生也没法判”，所以“希望主考先生将来能发表他自己的原对”。这份投书更多从技术而非本质上反对这种考试方法，行文也不像出自投考失意的小青年。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这件事“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无论是旧的或是新的人物”。(50)此语颇具识见，用其作为一系列投书的开端，让人怀疑是否是栏目主持人的“约稿”。(51)　第二篇署名“振凯”的投书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作者自称“小子”，仅一段涉及“对对子”，而更多是针对清华大学的感想和牢骚。关于“对对子”，作者挖苦说，清华大学若要“试验考生之新旧国学的确实根底”，“令他们来对对子，是应该的；但这样并不好——假使学生只会对对子而不会其他，又怎么办呢？这倒不如使他们作辞赋、作律诗、作骈体文、作八股文”等等，干脆“各代的文体，都来一套，那才确实能试验他们的根底，表现出清华大学的伟大”。(52)　又两日后刊出的署名“杰”的投书，则直指问题的核心，作者说：“学生入学试验科目，无论何门，程度上都该有相当的标准，不当任意乱来。试问一般中学国文课程里面，应该有‘对对子’一项吗？还是‘对对子’应该是人们天赋的本能吗？”关键是“大学入学试题影响到中学课程，非常重大；以堂堂国立清华大学，竟标奇立异的出‘对对子’，丝毫不顾全国中学的国文课程”。文章强调了清华的国立性质，及其入学考试与“全国”中学课程的关联，并点出了考试程度应该有标准，这都像是受到胡适演讲的启发。作者不仅要求“主考先生就中学毕业生应该知道的诗句或名字对出几个来”，更祭出了杀手锏：“希望清华大学负责者对于这个出‘对对子’的问题详细研究一番，如以为可，请发表颠扑不破的理由；如以为不可，请设法矫正；切勿持‘相应不理可也’的态度。”并语涉威胁地指出：大学招生考试直接影响到中学今后的教学，这个问题“在教育界里可不算小”。(53)　这篇投书很短，却颇有些刀笔吏的风格，几乎字字见血。同日另一篇署名“春焰”的较长投书，则很像前引“振凯”的投书，主要并非讨论“对对子”问题，但也指出：“关于出对子，我诚百思而不解其是什么意义？什么心理？以时代意义讲来，作对子就说不通，当然更无须乎说到评判也难得确定的标准。”作者显然也略知内情：“据说‘孙行者’也有一个绝对，幸而知道者则得全分，不知道者根据平仄对来亦不能完全，这岂能区分其有无学问？至于一般乱对的，又以什么为标准呢？”但其更想强调的是“时代意义”，故以为“要考人，要表示最高学府的新奇，倒不若作八股文来得干脆”。作者也从其他科目(可能是史学)的考题中关于朝代兴亡的年代和“光绪的母亲是不是慈禧太后”等，看出“清华主考人这次似乎要特意表扬清华的考古性”。(54)　陈寅恪在此函中的确申述了“西洋文法亦有遗传习惯不合于论理，非中国文法之所应取法”；同理，出于西洋文法的“印欧系格义式《马氏文通》之文法”也“不能运用于中国语言”。他更强调了世界上存在着藏缅系“语言统系”及其“比较文法学”这一少为国人所知的学说，应该以“藏缅比较之学”来取代目前流行的“马氏谬说”。(76)但这并非大学入学考试可以解决的问题。陈先生明言：“清华对子问题，乃弟最有深意之处。”而其“深意”所在，信中也有明确表白，即“弟意本欲藉此以说明此意于中国学界，使人略明中国语言地位，将《马氏文通》之谬说一扫，而改良中学之课程”。故那些涉及中外比较的学理申述都不过是其所凭藉之手段，其目的正在于“改良中学之课程”。这才是大学入学考试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很多诘难者再三致意的要点。　中学国文教育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一直受到关注，包括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曾参与讨论(77)，而胡适本人更有三次同样题目的演讲。其间新旧中西的层次至为复杂，很多人的见解与我们的常规认知未必接近。如一般视为“《学衡》派”(故应较“保守”)的缪凤林，在呼应胡适主张的时候就曾说：“先生主张国语的文法和古文的文法沟通起来，对照比较，原是很好；我的意思，还要更进一层，就是和英文文法合教。”(78)当一个可能偏于“保守”的人甚至都想要越过“格义式文法”的阶段而直接“与英文接轨”，陈寅恪的忧虑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在稍后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陈寅恪进而申论了这方面的思虑，他说，自己“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他想要找到一种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且“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的考试方法，希望这样能“于开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阅卷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在他看来，“对对子”虽不能说完善，但在“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仍是一种“诚意不欺、实事求是”的方法。(79)　所谓“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阅卷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是当年参与阅卷之人的甘苦之言。据冯友兰回忆，他“在清华的时候，每年要看成千本新生入学考试的国文卷子”。其中“真正好的很少，真正坏的也不多，大多数都是中流的”；往往“千篇一律，很难说哪一本一定是七十分，哪一本一定是八十分。看得多了，就觉得头昏眼花，很难抉择。当时采取了一种办法，一本卷子要几个人看，各人打各人的分数，最后把这些分数加起来平均。”这样虽“可以避免一些主观的偏见，但还是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陈寅恪的尝试，也是在技术层面因应这样一种标准不客观而阅卷者也痛苦的状况。(80)　而陈寅恪内心深处的隐衷，更试图藉此以强调中国文化在国文考试以至大学入学考试中的主体性：他在公开答辩和致傅斯年信中都反复强调中国语言、文字“固有的种种特点”，而对子与其“最有关”。重要的是，“英文必须知文法，而国文岂遂可以不知乎”？这里隐约针对的，正是前已述及的以“高等华人”为代表的“时流”。所以他一则说“动、名词之区别，英文亦必须通而后可考取”；再则说中文的“平仄，譬诸英文accent”’；既然这些要素都反映在对子之上，则“舍与中国语特点最有关之对子，而更用何最简之法以测验学生国文文法乎”？(81)　针对各投书的核心质疑，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对对子”正是“高中卒业应备之国文常识”。陈先生指出，他首先要纠正的，就是“清华考试英文，有不能分别动词名词者，必不录取；而国文则可不论”的不正常现象。另外，出对子可以测知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其所针对的是“今日学生所读中国书中，今人之著作太多，古人之著作太少”的状况。而“平仄声之分别，确为高中卒业生应具之常识”，不能等到大学阶段才开始训练，否则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及词曲目录学”的教授在课堂上“殚精竭力、高谈博引，岂不徒劳”？关键在于，“今日学校教学英文，亦须讲究其声调之高下，独国文则不然，此乃殖民地之表征也”。(82)　这已几乎说出了他的担忧所在：若国文的教学已采用以西文文法为基础的“格义式文法”，而国文的考试复不能像英文一样真正测验能体现其固有特点的语言要素，等于在文化上自居殖民地，岂不就是“国虽幸存，而国语已失其正统”吗？当然，有些提倡推动“格义式文法”之人并未在意识层面真正想要修改国语的固有特性(其中一些人，例如吴稚晖或新文化运动时的钱玄同，则真可能有)，但“国性”被无形中改写的危险并不亚于有意的变更，尤其在亡国危险迫近之时。这大概就是平日“恬退”且意在“提高”的陈寅恪终于要“挺身而出”，直接在属于“普及”范畴的“中学课程之改良”方面有所行动的当下动机——他正是要通过大学考试来影响中学的国文教学。　以后见之明看，这的确不能算是无根据的担忧。次年苏州国学院的刊物上发表一篇陈旭旦的短文，明确不赞成清华大学以对对子考学生。作者强调：“国学之名美，国学之任亦重。学非襞绩补苴之谓也。践形尽性，其体也；致用宜民，其用也；修齐治平，其目也。”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他斥责“今所谓学士大夫，拥皋比，称师保，方且矜奇斗巧，沾沾于薄物细故之中”。既无当于践形尽性，也无期于宜民致用，更无术于修齐治平，岂“非所谓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者耶”？要知道“大学者，学术之府也；学术者，民治之舆也”。执教大学之人应该珍惜自身对国家社会的影响力，像这样识小不识大，谈不上“国学”，只能算是“国学之蠹”。(83)　有意思的是，陈旭旦有着与陈寅恪相近的忧虑。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海通以还，学术丕变，昧者不求本末，剽窃域外文化之肤革，轩轩然视诸人，人亦从而和之。究之，知有彼国之学术思想，不问其演进与环境奚若；骤睹其一时之，强欲取彼以代我，更不问我之风土史实与彼又奚若。”他最担忧的，也是当时“言乎国，则朝不保夕；言乎国性，则先哲之信仰既失，过激颓废之说方昌于时”。唯一不同的是，在他眼中，以“对对子”这类“薄物细故”的“矜奇斗巧”来取士，正是“国之未亡，国性先亡”的表征。　陈旭旦后以诗名，据说曾受教于以实践“诗界革命”著称的金天翮(松岑)，但此时显然仅达到“国学爱好者”的程度(他那时仅21岁)，于诗或可以说尚未入门。(84)他以挖苦的口吻说，清华考试所出对子“尤新异者，日孙行者。于是有以胡适之对者，有以陈果夫对者，最隽者则为祖冲之，斯亦旷代才矣。”此虽以玩笑出之，实则同意“祖冲之”对“孙行者”胜过“胡适之”，说明他连起码的平仄规矩都不甚清楚。(85)这样一位专重国学之大任而以为陈寅恪仅瞩目于雕虫小技之人，自己竟然不谙此小技，岂非反讽，实亦自讽，最为悲惨！　后来文史界中许多并不年轻的学人还曾反复争辩究竟陈先生属意何在，许多人仍视“祖冲之”为最佳；即使在陈寅恪公开宣布“胡适之”就是自己属意的对子之后，仍辩而不休。这其中不乏学养较深之人，他们可以不仔细斟酌平仄的妥帖与否，又可以对陈先生的文字视而不见，显然认为对这一“小道”虽未尝用功也具有充分的发言权。这最能体现传统无形中消逝的可怕——很多自以为知传统而能说话且敢说话之人，其实已经疏离于传统而不自知。(86)　相较而言，陈旭旦等的诗文修养似尚不如当年那位署名“皞”的投书人。盖陈寅恪为掩盖其心目中的佳对“胡适之”，不能不故意往其他方面引申。以“王引之”对“孙行者”，平仄上固完全妥帖，但似不甚符合陈先生自己说的“上下联之意思须‘对’而不同，不同而能合”的标准。该投书指出：“陈君说‘王父即祖父之解，恰与孙字对’。这种对法，似乎有点牵强。譬如‘荷’字可以对‘菊’字，不能说人比黄花瘦的‘黄花’即‘菊’之解，就说‘黄’字恰与‘荷’字对。”(87)此说虽亦故意引申，但尚能看出将“王引之”视作最佳答案的“牵强”，与那些斤斤于“祖冲之”者，又不可同日而语。　冯友兰后来解释时人何以认为“对对子是复古”说，“当时社会上对于对联不很了解”(88)。前者在当时反映中不甚明显(89)，后一语则相当准确。传统是个整体，而“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其融汇在日常生活的薄物细故之中。自以为真正看重和了解国学者，却已疏离于三家村塾师也力所能及的技艺，最是当时传统在渐渐消逝的表征。陈旭旦也看到陈寅恪所说的“对偶者，独体文字之所特具，亦即国学精神所寓也”，但仅视之为“辞甚辩”的“解嘲文”，全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他与陈寅恪一样忧虑着“国之未亡，国性先亡”的危险，却不能意识到国性不是抽象的，它必须被表述出来；而国性的表述本身同样重要，被欧美的方式“改写”而送进博物院或被摒之于“薄物细故”而不屑一顾，结果都一样，即“失传”，最后都可能导致根本的动摇。　傅斯年晚年论及传统的生命力及其怎样被迫改变时，曾特别提出，“一方面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同时也不能不预为传统受影响而预作适应之计”(90)，在承平之时，所逝去的或者还可以寄希望于文化本身的生命力而自然回归；当国难临近，传统的表述竟然不为崇仰国学者所熟悉，那就意味着“国之未亡，国性先亡”的可能已真正迫近了。这应该就是陈寅恪昔年忧虑之所在，而其特别关注到正在受教育的一代人，多少也是为“传统受影响而预作适应之计”的一种努力。　四、余论　1932年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风波因陈寅恪出国文题而起，多少有些偶然；而其所作所为，也是当时的思想和社会语境所逼出来的。一位素来恬退而闭门著述的学者在国难的刺激下试图以书生报国的方式“澄清天下”，自亦有其远因。陈先生对晚清以来急功近利的世风早就不满，他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意识到日渐强化的尊西趋新士风正以不甚引人注意的方式在改写中国的传统，也比多数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传统的表述与传统本身那密不可分的关联。　陈寅恪当然不是一个文化的抱残守缺者，甚至也不是文化守成主义者，他毋宁是遵循着孔子关于三代皆因于前代而有所损益的思路，通过文化改造的方式来维护文化传统，以竞存于世界，并发扬光大之。换言之，在各文化竞存的过程中，保持文化的特性是必要的；不能只损益而不传承，也不能仅重事功而不顾“精神”。面对中西“学战”已内化为新旧之争而年轻一代又渐渐不能区分“中西”和“新旧”的现状，陈先生希望在接受外来事物的同时，仍能保持中国的主体性，并试图从最基本的语言和表述层面来维护中国学术的独立和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　正如陈寅恪自己所说，清华对子问题是他“最有深意之处”，但其“深意”或许不在一般所说的中外比较之学。在国难促成的紧迫危机感之下，中外比较更多只是界定和支持“对对子”方式的学理依据，其间所述的“中藏文比较之学”等当然是其一贯思想，但他的忧虑和当下动机，更多是挽救消逝中的传统，以避免出现传统失传、国语不国的现象。对陈先生而言，传统的表述不能异化于传统，故国语就必须要“国”，且这样的基础努力要从中学教育做起。这或者即是他的“深意”所在吧。　另一方面，陈寅恪以“对对子”考国文虽有深远的思虑，但他在具体出对子时确有戏谑成分。这一本属善意的玩笑本有破解的符码，也似乎早有人知，无意之中却主导了后来不少研究，或非其始料所及。(91)在一定程度上，辩论的开展也呈现出一些“有序”的意味：在表出的意思大致相同的情形下，语气诚恳的周葆珍就无人驳斥，而言辞辛辣的“伯辛”则遭到数人反唇相讥；既说明一些人出而争论更多是情绪的宣泄，也显示出某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伦理”。另一方面，“丁零”和“湘石”颇具杀伤力的投书却无人反驳，很可能因为报纸编辑知道作者的真实身份，而人为压抑了针对其言论的投书。　其实“丁零”的投书一开始就预测，这次国文考试的新奇“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无论是旧的或是新的人物”。“注意”是一个有分寸的表述，它可以包括反对和赞同两种看法；而在反对和赞同的双方之中，恐怕也都包括新旧双方的人物，各自从其不同的立场支持或反对。正因为事涉新旧，才导致反对和赞同的都有人不愿出来说话(如冯友兰的赞许，就事隔半个世纪后才为人所知；而陈旭旦从貌似“守旧”立场的反对，恐怕也代表着相当一些未曾发言之人的意见)，从而使一次可能的大争议消弭于无形。　很多不赞成以“对对子”考国文的人却又特别关心所出的对子究竟应当怎样对，实在是个意味深长而值得反思的现象。“对对子”的参与者和辩论者，包括赞同的、反对的和自以为真正了解国学的，多已疏离于过去三家村塾师也力所能及的技艺而不自知，最能体现传统的确在无声无息中消逝，而且那消逝仍在进行之中。然而，“对对子”的话题能够持久不衰，即使仅作为谈资，也谕示着传统换一种方式存活的生命力。(92)　前引陈先生给研究生所出的作文试题，已在铺陈出对子题的学理依据。这样的预作配合，表明这一考试方法的创新确实是谋定而后动。故“对对子”会引起讨论和争议，应在其意料之中，甚至可以说他很早就参与了吸引社会对此的注意；因为只有社会充分关注，才可能触动中学的国文教育。但社会反响虽然是出题者求仁得仁的结果，具体的反应却不尽如其所预想。反击“对对子”的“社会”舆论却不断诉诸“国家”的权威，大概超越了事主先前的思想准备。　因为这次考试的改革，中学国文教育成为一个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对不同的人其实意味着相当不同的意思。出题者明显感觉到民族危机，确有借大学考试以改变中学国文教育的深意；而当时对世事不满的一些边缘知识青年似乎更多思考着另外的问题，他们集国家民族兴亡和个人出路的压力于一身，故承载着大量看似不在的内外负担。陈寅恪对国文本身极为重视，以为考试的方式或不妨稍低浅灵动，然立意不能不高。但他和考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误会，“对对子”在陈先生眼中可能已是很初级的方式，而对许多考生却有点高不可攀，至少是非常生疏了。　除短暂就读于复旦公学外，陈寅恪主要接受的是私塾和外国教育，他本人接受近代中国“新教育”的机会不多，恐怕不很熟悉清末民初的新式中学教育，也不十分了解中学生的国文水准(当年中学教育本较多元，尤其国文教学的方式向不统一)。而他向来注重从细节看整体，这一取向在其研究中体现得极为充分，但用于一般学生的考试，似乎不很适合(除非是真正意义的选拔高才)。这大概也是陈先生“论学论治，迥异时流”的一个表现，后来他的某次出题也再次遭遇反弹。(93)　实际上，这次努力不仅没能影响到中学的国文教育，就是在国文教育的观念上也收效甚微。此时与陈寅恪很多见解都相近的浦江清到1940年仍以为“中国的读书人把本国的语言文字完全丢弃，乃至下笔不能写通顺的文章，这也是大家认为不良的现象”；但他却以“至今一班老辈还是以以前读书人的造诣来期望于现代读书人”作为中国“社会比较保守”的主要例证。(94)用“对对子”来考试新青年，不正是用“以前读书人的造诣来期望于现代读书人”么！浦氏后来的态度显然已有所改变，至少他并不偏向“一班老辈”的见解，恐怕还更多站在“现代读书人”的立场之上。　陈寅恪曾负气说他下一年还会出对对子题，而且只出对对子；但学校显然无意再借助这样敢于挑战社会和习俗的教授，终使这次偶然或许成为了永久。实则“对对子”是否退出大学国文的入学考试虽可视为一种象征，但其本身不一定具有根本性的实质意义；重要的是这些投书改变了出题者背后之操控机关的心态：投书及相关的辩论证实了一个事实，即考试也是一种表述，并使人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它们更使大学考试逐渐变成一种社会性的公众表述，故必须接受社会的审查和评判。这方面的意思，在关于这次作文题的辩论中表现更为明显，当另文探讨。　题目前半乃撷取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里所说的“吾侪所学关天意”及其在《广州赠别蒋秉南》中所说的“文章存佚关兴废”(《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0页)。“斯文关天意”应是陈先生一向的主张，他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也曾说：“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残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逐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1页)。本文撰写中所使用的材料，承蒙不少朋友提示，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心同学尤其协助搜寻核查了不少报刊资料，特此致谢！　注释：　①实际上，作文题引起的争议不比“对对子”的少，当另文探讨。　②最近的一项研究是个例外，即王震邦的《陈寅恪论学的四个面向》(博士学位范文)，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06年，该文的第4章“失焦的辩论：对对子和文法”即专论此事，颇述及一些“本事”。大陆方面述“本事”稍多的是王川的《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　③浦江清：《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1948年)，浦汉明编：《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关于近代的中西“学战”，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8页。　④关于民初的“西方分裂”和“西与西斗”，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⑤浦江清：《清华园日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1932年2月2日，第69页。　⑥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⑦应该说，陈寅恪的“恬退”多少也有“修养”的成分，担任助教的浦江清毕竟年辈稍晚，所以更容易看到陈寅恪“恬退”的一面；同辈的李璜就曾注意到陈寅恪性格中那“不似象牙塔中人”的另一面，在他记忆中，在德国读书时的陈寅恪“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一旦“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李璜：《忆陈寅恪、登恪昆仲》，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⑧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页。　⑨傅斯年致胡适(约1937年5月27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26页。　⑩陈寅恪致傅斯年、罗家伦函(1929年6月21日)，《罗家伦先生文存(附编——师友函札)》，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6年版，第272页；《吴宓日记》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927年6月29日，第363页。　(11)鲁迅：《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鲁迅全集》第8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12)这只是就基本的心态而言，具体到个人怎样做，仍程度各异。胡适晚年自述道，“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比较起来，胡适比陈寅恪远更“入世”，但在他个人看来，这也不过是“不感兴趣的兴趣”。无论如何，双方的社会责任感是相近的。　(13)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1945年)，《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8页。　(14)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8页。　(15)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1925年9月)，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9—961页。　(16)陈寅恪：《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引自浦江清《清华园日记》(增补本)，1929年5月3日，第36页。　(17)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6页。　(18)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19)在金融、法律、文学界以及实际政治中，留日学生仍较长时期占有优势。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6、96页；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94页。　(20)浦江清：《清华园日记》(增补本)，1928年6月14日，第4页。　(21)这些内容均出自卞僧慧根据课堂记录所撰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未刊稿)，故不必是陈先生的原话，下同。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22页。　(22)陈先生在清华国学院和史语所的主要同事，就包括赵元任和李济这两位留美官费生。两人与他学术交往一般，但并不对立，而其私交似不错(参见杨步伟《杂记赵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故陈先生能反复做出这样的表述，恐怕真有些他所说的“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语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页)。　(23)《吴宓日记》第2册，1919年12月14日，第101页。　(24)浦江清：《〈文艺杂志〉创刊号》(1931年7月发表)，浦汉明编：《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120—121页。　(25)浦江清：《清华园日记》(增补本)，1932年1月10日，第61页。　(26)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64页。　(27)参见罗志田《陈寅恪文字意趣札记》，《中国文化》第22期，2006年5月。　(28)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其中第20—48页讨论的就是中西双方“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　(29)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22页。　(30)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79页。按以上内容大约本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未刊稿)之记录和回忆，蒋先生将其系于3月13日。　(31)本段与下段，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363页。这里所谓“国史已失其正统”也是双重含义的，表面主要指研究国史的正统似已不在本国，同时或也隐喻着国未必亡而国性渐亡的危险。　(32)陈寅恪：《与妹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55页。　(33)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0、137—138页。　(34)浦江清：《清华园日记》(增补本)，1932年1月18日，第64页。　(35)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9页。　(36)参见王川《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37)虽然不能排除陈寅恪主动请缨的可能，但尚乏可靠的依据。另一方面，虽说事出偶然，但陈寅恪在此次国文考试中实居于负责的地位。他后来在答辩中解释评分标准说：“分数则仅占国文三题中百分之十，倘字面对工，意思不差，则可得十分；如对得极好，可得四十分。”(《陈寅恪谈出“对对子”试题理由》，1932年8月15日《世界日报》，第7版)也就是说，陈先生不仅负责出题，也可以左右阅卷时的评分标准。盖若本占百分之十的题最高可得40分，该卷其余的评分势必相应调整，必当有人负此调整之责。可知这次从出题到阅卷的方式方法都颇有更易，很能体现陈先生的独特风格。　(38)各年级的对子和作文题目都见《清华新生昨日起考试——国文题目各年级均有“对对子”一项》，1932年7月31日《世界日报》，第7版。　(39)清华所有其他考试内容均未见报道，或也从一个侧面提示出题者可能愿意甚至有意让此事“曝光”。　(40)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不过，汪先生指出：陈寅恪“特别注意文字的特性”，以为“文字可改进，但特性不可丧失”，则确是解人。　(41)这一点已由汪先生的弟子王震邦所澄清，参见王震邦《陈寅恪论学的四个面向》第4章，其中注13特别回应了“寅恪并未公开答辩”一点。王先生在范文“谢辞”中说到汪老师的点拨让他“受惠甚深”，不排除汪先生现在也赞同这一看法。　(4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按冯先生回忆中所出的对子题目仅“孙行者”一题，不甚准确。且这里的叙述与陈先生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基本一致，或许在回忆时看过陈先生的文字，多少受其诱导。不过，冯友兰北伐后曾先后任清华大学的秘书长和文学院长，那时在清华较有影响，且他自己也是参与每年评阅新生国文试卷之人，恐怕他至少在事前或事后对陈寅恪的做法表示了支持，这大概是陈先生多年后说“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的出处。　(43)《清华新生考试前日已结束》，1932年8月7日《世界日报》，第7版。　(44)《“孙行者”对“胡适之”——清华新生考试几件趣事》，1932年8月6日《北平晨报》，第7版。按其中所说“韵不协”，准确说应指“平仄不协”。　(45)多年后陈寅恪自己揭出“胡适之”正是其所欲见之最佳答案，同时也表明，必先知“‘韩卢’为犬名”，才能领会苏东坡诗中“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何以“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则其自谓“一时故作狡猾”者，不仅以猢狲即猿猴指称胡适，更藏有呼猴为犬之妙(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亦可谓极戏谑之能事也。但另一方面，前人最讲究的是拟人必伦，卢行者和韩退之可都不是一般人物，陈先生虽以为胡适不到韩愈那样兼“正、反、合”的程度(包括以夷制夷)，而更像慧能这个传教士，但以此二人作比较，所谓虽不能至，庶几近之，可见其对胡适的定位不低，故这次的“一时故作狡猾”是以善意为基础的。　(46)按演讲以《胡适第三次讲演中学国文教学法》为题发表在1932年8月8日《大公报》(第2张第5版)，同日《北平晨报》以《胡适讲演：中学国文教学法》为题发表内容相同的报道(第7版)，因《大公报》称是“国闻社云”，此稿大约是《大公报》同系之国闻社记者记录。又此演讲以《国文教学之研究》为题在《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8月8、9两日，均第7版)，其记录文字与《大公报》版各有详略，本文两者皆有所引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有《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一文(待刊)，专门论及此事。　(47)按《大公报》报道的副标题便洞见此中奥妙，即“十几年前的主张到现在尚未实行，如今再拿出来参照现行学制讨论x”云云(1932年8月8日，第2张第5版)。　(48)参见陈寅恪和胡适二人的往来书信，多数收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42—45页；第35册，第407—417页。　(49)《世界日报》“读者论坛”的系列投书及陈寅恪的答辩，长期少有人注意，可以说是由王震邦先生“发现”的。王先生以为“可视为新出土的史料”，信然。本文使用的该“读者论坛”影印材料，皆承王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50)丁零：《关于“对对子”》，1932年8月7日《世界日报》，第12版。　(51)我无意指这次讨论是该报所“预谋”，但从此后刊出的内容看，很可能是收到一些投书后再“约”来一份表述较有分寸而又有所见的稿子，希望“以正视听”，免生误会。　(52)振凯：《由清华大学考试技术所引起的我的几句话》，1932年8月8日《世界日报》，第12版。　(53)杰：《对对子》，1932年8月10日《世界日报》，第12版。　(54)春焰：《我也谈谈清华的考试》，1932年8月10日《世界日报》，第12版。　(55)本段与下段，北黎：《对对儿(仿周作人)》，1932年8月13日《世界日报》，第12版。　(56)本段与下两段，湘石：《我也谈谈对对子》，1932年8月13日《世界日报》，第12版。　(57)《清华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谈出“对对子”试题理由》，1932年8月15日《世界日报》，第7版。　(58)彭俊材：《读了振凯君的〈由清华大学考试技术所引起的我的几句话〉之后》，1932年8月15日《世界日报》，第12版。　(59)伯辛：《谈谈“谈谈对对子”》，1932年8月15日《世界日报》，第12版。　(60)周葆珍：《由〈由清华大学考试技术所引起的我的几句话〉的几句话》，1932年8月16日《世界日报》，第12版。　(61)穷小：《我也谈一谈清华大学》，1932年8月16日《世界日报》，第12版。　(62)《(读者论坛)编者的话》，1932年8月16日《世界日报》，第12版。　(63)《(读者论坛)编者的话》，1932年8月19日《世界日报》，第12版。　(64)春焰：《再论清华的考试——答伯辛君》，1932年8月19日《世界日报》，第12版。　(65)杰：《关于“对对子”问题》，1932年8月19日《世界日报》，第12版。　(66)尘悯光：《读了〈读了振凯君的由清华大学考试技术所引起我的几句话之后〉之后》，1932年8月19日《世界日报》，第12版。　(67)参见《清华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谈出“对对子”试题理由》，1932年8月15日《世界日报》，第7版；《“对对子”意义——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原刊《清华暑期周刊》1932年第6期，收入《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7—449页。以下两本并用，仅一本独有之文句及措辞的不同可能影响到所表达之意思的，会在文中说明。　(68)直到最近，王震邦先生的前引范文才开始回归到陈先生原初的答复。　(69)近年的几篇范文已使用此材料，然仍有关键语句虽引用而不甚注意。　(70)皞：《关于“对对子”质陈寅恪君》，1932年8月19日《世界日报》，第12版。　(71)春焰：《再论清华的考试——答伯辛君》，1932年8月19日《世界日报》，第12版。　(72)皞：《关于“对对子”质陈寅恪君》，1932年8月19日《世界日报》，第12版。　(73)此句及下两段，皆参见陈寅恪致傅斯年(1932年8月17日)，《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2—43页。　(74)王震邦：《陈寅恪论学的四个面向》，第—112页。　(75)如前所述，“对对子”引起讨论和争议，应在陈寅恪意料之中，他本人也并未回避社会对其创新考试方法的关注，故这类社会反应至少部分是出题者求仁得仁的结果，而他仍然如此不快，显然事先低估了负面的反应，或者还对正面的反响预期过高。　(76)关于这一点，特别是所谓“格义式的中国文法”，桑兵和王震邦二位的引申论述甚详，前者见《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后者即《陈寅恪论学的四个面向》，第121—129页。　(77)可参阅顾黄初、李杏保主编《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78)缪凤林：《对于适之先生〈中学国文的教授问题〉的讨论》，1920年9月15日《时事新报》，第4张第1版。　(79)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9页。　(80)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69页。　(81)陈寅恪致傅斯年(1932年8月17日)，《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　(82)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3—256页。　(83)本段与下两段，陈旭旦：《国蠹》，《国学论衡》第2期，1933年12月，第1—2页(文页)。按该刊原名《国学商兑》，经章太炎提议，自本期改名《国学论衡》，但却是刊物的第2期而非第1期。　(84)陈旭旦后长期执教中学，以诗名(关于其生平事业，可参见倪明《诗人陈旭旦与同里罗星洲》，《苏州杂志》2001年第4期，第58—59页)。　(85)按“祖冲之”和“胡适之”对“孙行者”，都有一字平仄不协，然在三字对中，后两字重于首字，应是常识。　(86)一个例外是梁羽生先生，至少他还知道此问题必须在平仄上求解决。梁先生曾于1980年代在香港《大公报》“联趣”专栏连写18篇短文讨论陈寅恪所出“孙行者”该如何对。他认为“胡适之”虽属好对，却不如“祖冲之”工整。为证明此说，他特地将“行者”之“行”释为当读仄声而不读平声，并就对子的平仄作大段发挥，说颇牵强(因为这样苏轼的原诗就平仄不协，焉能作为上等“妙对”而屡受表彰)。他并回忆自己在1949年还曾亲谒陈寅恪本人，述其当以对“祖冲之”为工的意见。据云陈先生表示：“你肯读书，也有见解。论字面是‘祖冲之’较工稳，我取此联是和胡适之开玩笑。”这大约是陈先生对不熟的后学客气敷衍，惜梁先生未会其意，而理解为实述了。按这18篇短文后均收入其《名联谈趣》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87)皞：《关于“对对子”质陈寅恪君》，1932年8月19日《世界日报》，第12版。　(8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70页。　(89)从上面引用的投书可知，虽然新旧之分是时人一个考虑因素，但“复古”并非诘难者所侧重，直接使用这个词汇的，只是《大公报》一篇总结性的小文，说考试后“骂声四起，在几个大报的‘读者论坛’上便出现了许多清华复古的文字”(李琦：《北平杂忆——一个绵延的辩论》，1932年8月31日天津《大公报》，第9版)。这个总结虽不十分准确，但可能开启了由此角度解读此事的先河，应能代表一部分人预存的观察视角。　(90)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1950年)，《傅斯年全集》第5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91)如前所述，陈寅恪对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风尚很不满意，对其提倡国语仅重宣传而少研究的具体取向也不赞成，但大体上两人此时关系不错，陈对胡偶有批评也基本是以“责备贤者”的态度含蓄表出。简言之，我不认为陈寅恪答辩时关于《马氏文通》的许多言说是针对胡适，更不是意在贬斥，或另文探讨。　(92)从这个意义上言，应当怎样“对对子”的持续讨论本身也是传统在传的表征。其实历史长河中所传承的，有多少未曾在传递的过程中改易呢？已被“改写”(甚或到面目全非程度)的传统，究竟还保持着多少原初的基因，是需要时间验证的；但只要存留于历史记忆之中，便不排除春风吹又生的可能。　(93)1939年庚款考试的“中国通史”也是陈寅恪出题，其中一题是“解释下列名词：白直、白籍、白贼”。后来得知的何炳棣就认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六七百年间政治、军事、民族、社会、经济、宗教、哲学等方面之荦荦大端，陈师试题几全未涉及，仅以至奇至俏之‘三白’衡量试子之高下，甚至影响他们的前程和命运，其偏颇失衡实极明显。”在清华法学院长陈岱孙的鼓励下，他于1941年上书清华评议会，请求慎选中国通史命题人。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年版，第137—138页。　(94)浦江清：《论中学国文》(1940年)，浦汉明编：《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