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人民公仆职责，不断增强党员廉政勤政的自觉性一、坚决反对权力腐败，建设公正廉洁政治权力腐败是指执掌公有权力者在行使权力时，违背公有权力的正确原则，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变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私有资源或资本的一种堕落行为。“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等现象。”（《江泽民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1993年9月15日《解放军报》）突出表现是以权谋私、弄权读职。江泽民同志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决不能麻木不仁。”“一定要把反腐败斗争当作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一件大事，抓出成效，取信于民。”（《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腐败现象构成执政党的最大威胁。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腐败现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注、深恶痛绝的问题，它已成为妨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安定、败坏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社会毒瘤。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所披露的数字与分析看，腐败现象确实令人触目惊心。从1993年至1997年3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83900多件，结案633800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32000多人，其中县级以上20000余人，地厅级以上1600余人。其中受贿最高的数额达700多万元，贪污最高额达3300多万元，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特大案件。如原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38岁的副处级
干部曾莉华，利用职务之便，疯狂索贿546万元人民币、港币100万元，美金28万元（见《半月谈》1993年第14期）。权钱交易愈演愈烈。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不法分子打着搞活经济旗号，使权钱交易由过去的隐蔽状态向有组织的行为发展，跨地区、跨省市，甚至跨国作案的越来越多。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在1990年7月到1993年3月，利用职务便利，公开搞权钱交易，收受人民币63500元、港币5000元、美金1000元，1994年4月11日，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滥用职权、腐化堕落，贪污公款25万多人民币、2万多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后畏罪自杀。腐败多发部位发生转移，由过去掌管物资分配、审批管理部门转向那些对市场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部门，如金融、证券、房地产开发、
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及
司法部门。挥霍公款、铺张浪费有增无减。震惊全国的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32亿元非法集资案，是建国以来发生的一起罕见的大案，是一起严重违犯国家金融法规的特大投机倒把案。据统计，全案必须追究纪律责任的党员干部80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27人；因严重经济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党员干部9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9人（见1995年12月4日《光明日报》）。1992年全国公款消费已突破1000亿人民币，1993年又翻了一番。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吃喝和购买高级轿车等。对于这些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毒瘤，我们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毫不姑息地割之剜之，如果“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腐败现象是一种历史的现象。腐败从本质上说，是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产物。我国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存在着腐败现象呢？这是种种复杂原因所致。一是我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它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长期存在，并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形式表现来。二是我国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三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四是近几年来，有的党组织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抓得不紧不力，存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致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在部分党员和干部的头脑中滋长。这也是腐败现象没有被有效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是我们党一贯思想。同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所处在执政地位的重大任务。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与任何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党自诞生时起，始终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地同剥削阶级影响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重视和加强廉政建设，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是我们党建党治国历史中一贯坚持的一项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就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44年4月，毛泽东同志号召学习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以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为鉴戒；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及共产党如何跳出盛衰历史周期率时，提出了靠民主、实行群众监督来防止克服腐败的重要思想；1949年3月，当解放战争胜局已定，蒋家王朝行将覆灭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谆谆告诫；不久，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筹划建国大计，毛泽东同志又把这个新的伟大进军喻为“进京赶考”，并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同志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要考出好成绩。1952年，当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毛泽东同志以非凡的决心和魄力，批示查办了新中国第一大案棗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副书记、专员张子善贪污案，为挽救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毛泽东下令将刘、张二人处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和廉政制度建设的同时，查办了一大批大案要案，挖出了处在领导岗位上的“蛀虫”。仅1995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受贿案件中，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3084人，地（厅）级干部279人，省部级干部24人，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每个党员既要牢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廉洁自律为本，克己奉公，用人公道，办事正派，淡泊名利，像周恩来同志告诫的那样，自觉过好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亲友关和生活关；又应该增强党性，坚持原则，同一切违背人民根本利益、损害执政党形象和威望的消极腐败行为作不懈的斗争，用以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维护党和国家政权的公正廉明形象，维护党和国家政治肌体的健康。要坚信，我们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有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养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有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斗争的新鲜经验，也有党执政四十几年来的自身建设和政权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有不断健全和发展的民主政治和法规制度建设，特别是有全党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高度思想觉悟和模范表率作用，我们党一定能够战胜各种腐朽落后的东西，清除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始终保持党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改革，公正廉明，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二、强化党员“勤政”观念，尽职尽责为人民谋利益执政党的党员要经得起执政考验，做到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固然重要和可嘉。但是如果以为只要自己不贪不占、洁身自始就万事大吉，只求无过，不求有功，在其位不谋其政，掌其权不尽其职，尤其不竭其力，同样是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的。因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上，既要做到立党为公，掌权为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又要做到勤奋勉励，尽心尽力，恪尽职守，勤政为民。一是要对人民根本利益负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一条强国的路线、富民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长。1996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4377元，比1991年增长41.5％，农民人均纯收入1926元，比1991年提高28.8％。城乡居民实物消费量明显增加，仅以耐用消费品为例：1978年，电风扇、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还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到1996年，电风扇、电冰箱、洗衣机家家都有，许多家庭已用上了空调、微波炉、电脑等现代文明的时髦商品。这个水平已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普及程度。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996年8.4平方米。
农村居民达到２１.7平方米。分别比1991年增加1.5和3.2平方米。全国固定电话达到4000万部，移动电话用户达1000万户。这充分说明，我们党的决策是何等英明、何等正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对页）。再从一个地区、一个地方看：安徽省凤阳县在历史上曾是以出“讨饭花子”而闻名的，1978年这个县的领导从当地实际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冒着丢“乌纱帽”的危险，率先在全国实行“大包干”，短短时间内，使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一举甩掉了讨米要饭的落后面貌。实践证明，一个科学的决策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它产生的效益给老百姓带来的实际利益之大之广，是多少钱物无法比拟的。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让人民群众通过合法劳动，勤劳致富，就是对人民根本利益负责。二是要对人民的长远利益负责。能否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既是一个领导干部水平高低的重要表现，也是对人民是否尽职尽责的重要标志，这里关键是要摆正干实事与出政绩的关系。实事干得多干得好，政绩就突出，就能受到群众的拥护和上级的好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一味追求政绩，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或以牺牲人民长远利益为代价而去干所谓“立竿见影”的实事，搞“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那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听到这样的事：有的领导为了在任期内显示自己的政绩，超出当地人力、物力的可能、盲目攀比，搞什么“轰动工程”、“政绩项目”，结果非但没有给当地人民群众造福，反而加重了群众负担。还有的领导，热衷于搞那些眼前容易显露政绩的实事。这种短期行为不仅没有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反而延缓了当地发展。这是必须注意和克服的问题。三是既要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更要对群众负责。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上级党组织的决策、指示是从全局的整体利益权衡做出的，群众受着客观的局限性，更多地是着眼于本单位的或个人的眼前局部利益来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两者在实际工作中会发生矛盾。党员和干部要善于正确地处理这对矛盾，把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与向人民群众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一致起来。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注意。一种是上级决策确实不符合实际情况，会损害群众利益，就要敢于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及时反映，而不能从个人主义的考虑出发，强迫群众执行。另一种是上级决策体现了群众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但与群众眼前利益有矛盾，这就要积极宣传群众，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以提高对上级决策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保证上级决策、意图的贯彻落实。这既是检验一个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党性原则、组织纪律观念强弱的标志，又是衡量其是否真正尽职尽责和领导工作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尺。尽职尽责，勤政为民就要少说空话，多为群众办实事、创实绩、见实效。在日常工作中，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有的党员谈起为人民办事，头头是道、热情极高，但落实在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回事，其表现有三：一是只说不做。传达上级指示、决定，一口一个“战略决策”、“意义重大”，说得天花乱坠，说过了即无下文。二是说即是做。无论干什么事，总是订措施，做规划，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至于是否落实无人问津，把“说”等同于“做”。三是未做先说。上级布置的工作未来得及做，一眨眼，经验一套一套，材料一篇一篇，打“提前量”，图“轰动效应”。这是与共产党人言行一致的作风格格不入的。我们共产党历来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言必信、行必果”，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衡量一个党员、党的一个组织乃至全党是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能只看说得多好，而要看做的如何。“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要重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版第三卷第3页）只说不做，多说少做，纵使你有满腔热情，群众也是不会拥护你的，“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9页）因此，共产党员为人民谋利益，必须把革命热情与求真务实态度统一起来，把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根据需要和可能为群众办实事上。三、强化执政党意识，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能否把人民赋予的权力掌好用好，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党成功地领导了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也极大地锤炼和提高了我们党，使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我们党无负于人民的重托和希望，不愧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也要看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繁重艰巨的国内改革和建设任务，我们的知识水平、领导水平、特别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方面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与形势发展不适应的问题。因此，在规模空前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党要经受住执政考验，肩负起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不断地改善自己的领导方式和作风，努力提高全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正如党的十五大指出的：“全党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客观要求。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共产党是靠自己政策的正确和在群众中的模范作用来实现领导的。如果党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没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没有优良的作风和健全的制度，没有干部、党员的表率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没有恰当的组织形式和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的工作方式、方法，就不可能实现领导。因此，必须把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来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又是新时期实现党的任务的需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我们党来说是一项崭新而艰巨的事业，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前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必然要革除旧体制固有的多种弊端，改革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矛盾和新问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阻力，要妥善地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从全局上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协调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处理好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与眼前现实利益，全局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要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不是短时期能达到目的的，而是要上百年的时间，需要党紧紧依靠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毫不动摇地向着既定的目标迈进。如果没有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把党的基本路线和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落实，就必须不断地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所以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说：“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2页）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也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党的建设也遇到了许多复杂情况。我们党已有五千四百多万党员，教育和管理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面对新情况，我们的工作还不适应。一些地方和单位党不管党，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着种种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某些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严重侵蚀着党员和干部队伍，对此，全党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和重视，严肃认真，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要求，为了适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向新世纪，党中央领导全党正在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当前最重要的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认真学好邓小平理论，提高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只有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党员和干部队伍，才能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才能深刻认识我们所领导和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性质、目标和发展方向，自觉地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统揽全局抓大事，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提高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政策的坚定性、自觉性、创造性。二是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工作的科学决策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最便利、最合理的制度。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极其宏伟艰巨的事业。只有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实施，增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使我们的事业顺利前进”。这说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既是加强和改善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又是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要求我们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而决不能削弱和放弃民主集中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只有不断增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才能在事关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形成统一意志和统一的力量，以战胜前进途中的各种阻力和困难，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把握正确的方向，防止工作指导思想的“左”右偏差，减少实际工作中的失误，不断提高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水平。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对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增强党员和领导班子廉洁自律、自我约束的能力，从而有效地抵御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影响，从制度上消除腐败现象，更充分地调动起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和投身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巩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三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改革开放的力度、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稳定的程度，增强领导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和大局观。四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党员和干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能力，切实纠正和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坚决消除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忙于拉关系搞应酬、不务实事、不察实情、照抄照转、空话连篇等等浮躁作风。真正做到眼睛向下，面向基层，心系群众，深入实际，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努力调查了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新发展，不断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规律，对自己负责的地区、部门的工作全局在胸，情况明了，思路清晰，指导有力，思想求实，作风扎实，工作落实，牢牢把握工作的发言权和主动权。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还要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法。依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执政、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正确处理好党同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的关系，处理好党与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关系，善于调动和发挥工艺共青团、
妇联等群众组织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总而言之，党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起12亿人民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四、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毛泽东同志在如何防止党执政后走向腐败问题上作了艰苦的探索，他依据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提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反对腐败，要靠教育，要靠法制。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好坏，都要看人民是不是拥护，人民欢迎不欢迎，人民高兴不高兴，是不是人民公认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指出：“各级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现在有的干部职务升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却放松了；权力一大，直接监督他的人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多了。如果自己不警惕，组织上又不及时教育和监督，就很容易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因此，为了爱护干部，党组织要抓好对干部的经常性教育、管理和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同时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1996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因此人民公仆需要人民监督，没有监督的人民公仆容易变为社会的主人和官僚，失去监督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这些道理并不难懂，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领导却做得不是很好。比如，有的自以为比群众高明，认为不需要群众监督；有的讲面子、不讲真理，害怕群众监督；有的对群众监督说三道四、求全责备，甚至打击报复等等。这些行为有悖人民公仆的品格，有报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必须防止和纠正。人民公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至少要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要摆正关系。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党的干部则是劳动人民普通的一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我们的领导干部无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不能高踞群众之上，只能尽人民公仆的责任，这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另外，党的群众路线，也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只要把二者的关系摆正了，党员干部就会把群众的监督看成是对自己的爱护，就可以从人民监督中得到鞭策和激励，进而为民掌好权用好权。二是讲求自觉。党员干部要正确认识到群众监督是群众当家作主的体现，不要认为是与自己过不去。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群众实行监督，比如，广辟检查、批评、举报、质询、申诉等渠道，让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反映。对于群众的监督还要进行正确的分析，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等于要做群众的“尾巴”。党的领导干部既要虚心地广泛地听取群众的各种意见，又要善于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总之，“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能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096页）